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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传_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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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

  “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说:

  “不!要说责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长,没有调查,工作不细致。彭总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王树声这种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的美德,使部属们深为折服。

  通过这次“教训”,王树声和大家共同总结经验,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尤其修建弹药仓库,地方要隐蔽,运输要方便。

  以后,王树声派专人指导、监督各地建筑弹药仓库时,都反复叮咛,工作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王树声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强,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单纯依赖别人。他联想到总军械部设计上事事指望苏联专家,长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吗?

  后来,王树声还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两却舍不得拿出来。

  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高昂。

  因此王树声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国内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位干部说:“我们现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产科技人才可不像生产大炮那么容易。”

  一位副部长说:“人才不是没有。我认为现在咱们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没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

  那位副部长说:“除了我们党内的科技人才之外,现在咱们部还有不少国民党留下的科技人才都还没有用上。”

  此话一出,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位同志说: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残余可靠吗?能相信他们吗?”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说:“对人也不要一概而论,一筐子苹果也不能都说是烂的。我看国民党留下的不少专家人品都很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专家,戴着老花眼镜,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他摇头丧气地问我:‘你说中国和美国打,美国有原子弹,中国能打赢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

  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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