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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老子〔１〕
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
就不见了。〔５〕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 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风东渐”
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 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
曰：
‘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４〕杨某的自白指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
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参看本卷第１８５页注〔２８〕。
〔５〕 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有与这里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
《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西牖书钞》引录过该书。
〔６〕 “虚君共和”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曾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７〕 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 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曾提倡尊孔读经。
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
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３〕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
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
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
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问题如是
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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