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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 柳永词中也常提到西征，可能他是到过洛阳、襄阳和长安的，他的《少年游》词说：“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又说：“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都写的是长安风物。
此外，自然他还到过不少其他的城市，但由于词里未点明，其他的书里也未记明，那也就无法指明。
五 柳永作《醉蓬莱》词的原因及时间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引杨湜的《古今词话》说，柳永因为“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案《宋史》《仁宗本纪》，仁宗于四月十四日生，而词里写的却是“素秋新霁”的景色，这显然不是祝仁宗的寿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以为柳永听说“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因而作这首《醉蓬莱》词，希望能够进用。叶梦得《避暑话录》卷三又以为不是柳永要作这首《醉蓬莱》词，而是有人要帮助他进用，叫他作这首词应制的。至于在仁宗什么时期作这首词，他们都没有提到，不过他们都以为作在为屯田员外郎以前。我以为陈、叶所说都不具体，唯有王辟之《渑水燕谈》卷八记的比较详明。首先，他以为这首词作在仁宗皇祐期间，而所以作这首词的是因为天上出了老人星，仁宗非常高兴；当时入内都知史某怜他“久困选调”，因乘仁宗高兴叫他献词应制，柳永走笔写成，词名《醉蓬莱慢》。可是仁宗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后来看到下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御制的真宗挽词暗合，更感到不快；以下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因把原词掷在地下，从此，柳永就再也不被进用了。
黄升（号花庵）《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也录柳永这首《醉蓬莱》词，下面附注本事，大致与《渑水燕谈》相同，可是他是剪裁《渑水燕谈》附注的；不过他没有说皇祐年间作这首词，却说为屯田员外郎时作这首词。根据《渑水燕谈》和《花庵词选》所说，可知柳永作《醉蓬莱》词是在皇祐间，他为屯田员外郎之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也说，皇祐间，老人星出现，柳永应制作词，与《渑水燕谈》适合。王辟之是英宗治平四年进士，《渑水燕谈》作于哲宗元祐以前（见涵芬楼校印《渑水燕谈》夏敬观跋），时代很早，所说当较可信。
六 柳永的葬地
关于柳永葬地，也有几种说法：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说他“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说他“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一说襄阳，一说枣阳，已不一致；清王士祯别有不同的说法，他在《池北偶谈》里说：“仪征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他并用诗说：“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当时吴骞《拜经楼诗话》就说：“仪征实无其地，不知渔洋何据。”赵翼《瓯北集》卷二十六，据《独醒杂志》说，以为柳墓不在仪征，而在枣阳。他并有诗说：“一邱两地各争高，只为填词绝世豪。汉上有坟人吊柳，漳南多NFDD5客疑曹。金荃名竟移沙渚，铁板声休唱浪淘。我趁晓风残月到，纵无魂在亦萧骚。”不过道光三十年《仪征县志》卷八明隆庆元年申嘉瑞所修的《仪征县志》说，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可见王渔洋也是根据过去的旧说。
我以为襄阳、枣阳、仪征之说，都是传闻，未必可信。据《避暑录话》说：“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又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说，他的墓在丹徒境土山（即北固山）下。志中并有较详的附注：
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文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欲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篦。及搜访摩本，铭乃其侄所作，（高熙曾先生以为此人当系柳淇。《崇安县志》载柳淇为柳永之侄，且为书法家（见《皇宋书录》），则此墓铭当出柳淇之手。）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云：“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
按叶梦得曾在丹徒做过官，葛胜仲也是丹阳人，他们都说王安礼守润州（即镇江）时葬柳永，这是比较可信的，可惜王安礼原集及葛胜仲原集都已失传，不能考见营葬柳永的事：今大典本的王安礼《王魏公集》及大典本的葛胜仲《丹阳集》又都没有提到葬柳永的事，竟使我们找不出更多的材料证实营葬柳永的详细经过。潘承弼先生以为柳永原来死在润州，王安礼把他葬到仪征，这也是揣测之词，并无根据（见前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潘承弼《柳三变事迹考略》一文。）。
七 柳永生卒的推测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无咎的话，说张先与柳永齐名，可见柳永的生年与张先是差不多的（李易安并说张先是继柳永而起的）。按《鹤林玉露》卷十三说，孙何帅钱塘时，柳永曾作《望海潮》词送他。词中有“千骑拥高牙”语，正指的孙何。在这以前，杨湜《古今词话》也说，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孙何知杭州，门禁很严，柳永不得进见，因作《望海潮》词，托名妓楚楚歌于孙何座前，孙何听了，才迎柳永入座。《古今词话》所记，出于市井传闻，或不可信，但《鹤林玉露》记此事竟引起金主南侵，恐不是无因的。查《宋史》卷三百六孙何本传，知道孙何是宋太宗淳化三年进士，做过两浙转运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就死了，年四十四岁。由此上推，孙何应生于宋太宗建隆二年（961）。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词送他，至少也应是冠年了。由此可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比张先大三岁，比晏殊大四岁（张先和晏殊生年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储皖峰先生因晏殊曾称柳永为“贤俊”，就断定柳永年龄一定不会大于晏殊，这是不可靠的。古代主考官常称举子为“贤”或“贤俊”，不一定就是晚辈。例如张先比晏殊还大一岁，可是张先是晏殊知贡举时所取的进士，所以晏殊也称呼他为“贤”（《画墁录》。）。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蹉跎于仁宗朝，及第已老。”我觉得这话是可信的。如我所推测，柳永生于雍熙四年（987），到景祐元年登第（1034），时年四十七时，也合宋氏“及第已老”之说。至于柳永卒年，我以为可能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因为据嘉定《镇江志》卷十四说，王安礼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守润，而柳永侄所作的墓志说，这时柳永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由此上推，当是他在皇祐间官屯田员外郎时，作了《醉蓬莱》词忤旨不用，不久便死了。又储皖峰先生据《高斋词话》，以为秦观曾亲从柳永学过词，因而断定他死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前浙江大学季刊一卷一期，储皖峰《柳永生卒考》一文），这是他引了误本《高斋词话》作出的论断，与当时事实不符。误本的原文说：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 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从柳七学词？”少游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勿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句法乎？”秦惭服。
这段事实原见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引东坡《永遇乐》词注，但并未言出《高斋词话》。其中，“从柳七学词”一语原作“学柳七作词”，以后如《古今词话》（沈雄编的）、《历代诗余》、《词苑丛谈》、《词林纪事》引用这事也无不作“学柳七作词”，所谓《高斋词话》以及“从柳七学词”语显然都是错误的（宋人笔记有引《高斋诗话》的，却没有引《高斋词话》的）。《避暑录话》说，柳死后，旅殡润州僧寺，到熙宁八年（1075），王安礼守润时，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