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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燕山夜话（四集） 王道和霸道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 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 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 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 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议。”他在同卷 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 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 《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 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 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命名，巧取 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 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 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 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 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 “（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 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 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 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 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然膝之前 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 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 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 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 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 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 谈论王道和朝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 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 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 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 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 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 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 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 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 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 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 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 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 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燕山夜话（四集） 智谋是可靠的吗？
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 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 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 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 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 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 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 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 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 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 《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 信陵君等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张去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 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 慧。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淮南子》却比他们都要高明。
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个道理说得很对，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对群众智慧的 赞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释，就是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 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 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末，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 智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来只有实际知识丰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能够深谋远 虑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 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当时的范蠡不但 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番深谋远虑，就必然 会有成就。假若丢掉这个基础，把一切策划都当成诡诈的谋略，那就将弄巧成拙，终不 免于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卧 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这里说的“天心”，当然只能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汉 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 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 则诌谀得乘间迎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