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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苦难中变得更坚强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递的信》中说：“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为，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这是白朗来到上海投入抗战洪流后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写照。
1937年9月，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白朗夫妇和沙汀、任白戈、舒群、丽尼、杜谈等几十个文艺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离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武汉、长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去重庆、桂林等地的中转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参与了罗烽、聂绀弩、丽尼编的《哨岗》的编务和丁玲、舒群编的《战地》的组稿、发行工作，还招待南来北往的文艺界朋友，杨朔、吕荧等人便常住在他们家里。罗烽只身投军山西临汾，白朗独自承受着一家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坛她不甘寂寞，以《西行散记》为题，发表了十几篇记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时代的真实的影子。这些散文于1941年结集出版，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罗烽先后到达四川重庆，在上游的江津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三个月，萧红也曾在她家小住。在重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生活是累人的，一家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为了躲避几十架、上百架日本飞机的空袭，他们不得不多次迁居。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决心，丢下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罗烽、杨朔、宋之的、杨骚、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周恩来亲自推举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礼锡任团长。她曾说：“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她渴望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跨军马驰骋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上，慰劳抗日将士。祖国如花似锦的河山，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都深深地激动着她，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又增加了几分火热。返回重庆后，在不安定的日子里，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生动记录这次难忘的作家访问团的战斗生活的《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部小说，主要刻划、描写了自私、吝啬的守财奴张老财的形象，在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血的教训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愚昧中醒来，改变了原来的性格，积极支持抗日。张老财的转变，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这部中篇的诞生是她这次战地访问的直接结果。这时期，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进步人士。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汉中等地屡遭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拦截、检查。稍后，罗烽化装为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同艾青、张什、严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艾青主编的“文抗”延安分会机关刊物《谷雨》上发表描写罗烽于1934年入狱后，她在狱外的遭遇及苦难生活的《狱外记》，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萧红在香港病逝后所写的《遥祭萧红》等。
1943年，白朗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一年多，在那里参加了整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五’旧本投降。白朗和罗烽于9月离延安奔赴东北故乡开辟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干部大队，沿着秋山和长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没地穿过许多封锁线，整整走了三个月，在大雪纷飞的12月，这个东北支队才到达辽宁阜新，准备进入沈阳。但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占领了沈阳。于是东北支队在西满挑南一带建立了吉江军区，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白朗负责军区《前进报》副刊和“前进”文工团的建团工作，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那段生活过得艰苦而紧张。当时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经常在后方骚扰、打黑枪，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来到第二故乡哈尔滨，被选为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担任《东北日报》副刊部长、《东北文艺》月刊副主编、东北文艺家协会出版部副部长、东北作家协会轮执主席。在人手极少的情况下，开拓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她曾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这段生活，后来她写成六个短篇小说，辑为《牛四的故事》，于1949年由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她在《前记》里说：“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自己开始进入农村，……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集子描写了东北解放前农民在黑暗制度统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欢乐。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来，这本极为通俗的集子表现了她新的艺术思想，创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沈阳解放后，白朗回到了久别十余年的家乡。那块曾是没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爱那遍野的红高粱和苣荬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过十余年亡国奴的人间地狱生活，而早已离开了人世。这在她的感情里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同年12月又参加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
多年的流浪和战斗生活，使得白朗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东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她便立即从事专业写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著名的优秀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个中篇先后印行了十四版，二十余万册。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还出版了缩写本《真正的老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个贫苦人家拣回来的苦孩子，从小受尽了虐待，但也养成了她的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性格。新中国的建立，给她带来了光明，她入了军工厂，得到了彻底解放，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她不断提高觉悟，从一个无知识的普通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了爱护工厂，几次光荣负伤，以致残废。但她从不灰心，总是奋力自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抢救邵玉梅为线索展开的，结构新颖，不落俗套，有倒叙、插叙、回忆及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这部中篇小说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英雄人物，同时还表现了建国初期东北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风气，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中苏友谊，组织对邵玉梅的关心、爱护，人民对她的爱戴。篇中有许多对纯洁女性心灵美的成功描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地描写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尝试，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紧张、创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农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写作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便往返于中国——朝鲜的卫生列车上接送伤员，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激动着她，于是创作了描写卫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医疗战线上斗争的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书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医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