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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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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雄壮和神奇的橱窗,这岸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便是陈学昭的故乡。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陈淑章,祖籍河南演川,是先辈逃荒来到这里的。她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在这块为大海拍打的土地上。祖父作过满清丝行职员,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在民国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有民主思想。他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一女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九弟七岁,父亲谢世,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弟们的管教下成长。严兄们对小妹立下清规戒律,准看什么书,不准看什么书,限制极严。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家里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因为吃饭看书,常常受罚挨打,但她不讨饶,宁愿受罪。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工作着是美丽的》)

  “五四”运动像拉开一块沉重的黑幕,使中国透露出一丝光明。那时陈学昭是高小二年级学生,和同伴们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高小毕业后,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张琴秋,并通过她结识了沈雁冰及夫人孔德氵止。

  1923年初冬,“有一天我看到《时报》上刊有征文通告,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我写了寄去,用了一个笔名‘学昭’。用‘学昭’。是因为我很喜欢读《昭明文选》,意思是学昭明。到1924年元旦登了出来,被录取为第二二名。我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一封信,鼓励我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天涯归客》)这便是陈学昭创作生涯的开始。初次在文坛露面,就引起反响,文章虽短,分量却不轻。她以洗炼、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的是同样的使命,大胆呼吁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曾到安徽屯溪隍阜乡下教书半年。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写《倦旅》,一篇篇投给《妇女杂志》,并与该社负责人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过了夏天,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瞿秋白先生看了我已发表的几则《倦旅》,他鼓励我,还送了我一部李太白集,在第一页空白页上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海天寸心》前言)第二年,《倦旅》结集出版。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离开杭州时正值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一同去北京。刚到不久,陈学昭记得那是9月9日,孙伏园领她去看鲁迅。她曾回忆说:“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天涯归客》)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京期间,她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一边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卖文为生。这年暮春,她在张琴秋、沈泽民家里开始写长篇连续性散文《如梦》,初秋完成。还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帕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最早用笔名“陈学昭”、“学昭”,后来为躲避反动派的鬼眼,改用“野渠”、“式微”、“惠”以及“陈芳尘”等笔名。

  “四·一二”惨案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目睹好人遭残害,她悲愤之至,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但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了。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寸草心》)她要远走高飞了,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当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同行者还有郑振铎、徐霞村等人。

  旅程中,她动笔写下《法行杂简》、《红海月》等散文,发表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

                 寸心幽幽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

  都是这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我空寂着的

  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

   我孤蓬一般的漂泊,我浮萍一般的随波逐浪,能做而可以做

  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变成这般的因循苟且,我还需要这生命

  做什么?我的心剧跳着,它奔飞出了胸腔,直冲破了灰色的云天,

  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我的母亲》)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仿佛见到二十年代中叶的陈学昭,一个被社会远弃,流浪漂泊的女青年,她憎恶现实,发泄痛苦,恨不得与这黑暗世界同归于尽。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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