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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的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崽崽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丁玲写作的才能，着意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丁玲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这是茅盾在1933年写的《女作家丁玲》开头的一段话。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丁玲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南京。她们住在一起，勤奋自学。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识分子中受着感染和影响。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丁玲一直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
她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不到上二十岁的少女，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多不曾离开的挚友王剑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这使她更加孤独和寂寞。她那时渴望着飞向自由天地，但没有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诞生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国家，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而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愿望得不到实现，只好住在西城辟才几句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相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开，但丁玲这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混乱的，“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风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经过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丁玲展翅高飞过，被撞到地下过，她打过多少圈子，绕过多少弯路，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