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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到世上就如一张白纸，它需要社会不断在上面涂写各种文字。儿童时期的贺抒玉，最爱听哥哥姐姐讲故事、猜谜语、破字谜。尤其哥哥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使得她如痴如迷。她家藏书不少，这为她寻找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方便。她在《我的路》中说：“……自从和书交上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早上起来，静坐在紧挨着窗户的炕上读书。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挨着往下看。我终于懂得，故事和书本，是最能启开儿时幻想的钥匙。”
是的，贺抒玉儿童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就是从爱读书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清晨起来读书的情景，对她很有影响。每逢过年，大门上贴了鲜红的对联，挂上了红灯，那气氛使她对春节充满了向往。“在那缺少文化生活的小城里，过年的鞭炮声、秧歌、酒曲、唢呐以及灯笼、对联和年画”，都是她儿童时代最大的精神享受。她回忆说：“我家大门口年年贴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女同学，在盘龙山下校门口，依着栏杆畅谈自己的未来。有的说，将来要成为丁玲式的作家；有的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当郭沫若；有的说，决心要做新中国的鲁迅……”也许，天真的姑娘们的口气太大了，但她们是真正的刚刚解放了的新女性，这些话是她们心境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她多次讲，感谢米脂中学的许多老师的教育、培养，特别是语文老师，第一次启发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并把她推向文学的王国，去做文学的梦。
那段生活，她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第一篇得到老师赞赏的作文是描写她第一次参加新式婚礼的欢乐情景和感想。另一篇是《我的奶妈》，写奶妈的善良和勤劳。贺抒玉降生后没有奶吃，于是她从小吮吸着奶妈的乳汁长大；视奶妈为亲生母亲，是她永不变的感情。《我的奶妈》被校刊登载后，老师更是经常热情地鼓励她走文学的路。她在《我的路》里说：“在老师的启示下，做文学的梦，就像插在少年心灵上一双缚丽的翅膀，载着大胆的幻想，去天空和大海邀游，用不着考虑达到彼岸的路途有多么遥远，因为，正是那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向往，才激发出我对未来的渴望。”
人的成长和环境有关，谁也不能不受它的制约。
奶妈，在贺抒玉的生涯里是一个重要人物。奶妈给她的不仅是乳汁，更多的是善良、淳朴、勤劳——中国农民的高尚品质。贺抒玉那篇《我的奶妈》已经丢失，而奶妈的形象却时刻都活跃在她的心里。
奶妈家住在姬家姬半山腰一间经常剥落泥土的窑洞里。宽宽的无定河，流着穷人的眼泪，日夜哭诉着。奶妈家穷得一点土地都没有，丈夫给地主扛长工，有时到山里开荒，一家人受着生活的熬煎，过着极不顺心的日子。他们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糠炒面。可是一点点枣炒面，或从人家树下拣来的落蒂果子，都留给小抒玉。这颗伟大的慈母心，在贺抒玉的记忆和思想里，永远像宇宙中的恒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为她的生命播下同情和爱。贺抒五上学以后，每逢暑假，她便乘木船跨过暴涨的河水看望奶妈；寒假，她又踏过厚厚的冰床看望奶妈……她从没有忘记奶妈！那时，贺抒玉虽是小小的年纪，却知道为奶妈一家的不幸而不平，像懂事的大孩子，时常背着奶妈独自抹泪，甚至羡慕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能够杀富济贫。奶妈，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以其善良抚育了她，塑造了她的同情心，培植了她对劳动人民深挚的爱。走上革命后，她一想起奶妈，便想起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那种捐躯祖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以后的创作，也有奶妈给她的营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中，不少人是从参加宣传工作、当演员开始起步的，贺抒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1944年高中一年级，她俩一块调入刚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当演员。那时剧团所演的节目，除了历史剧、“鲁艺”创作的剧目之外，还配合形势靠自己现编现演各种秧歌剧，上山下乡，经常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贺抒玉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还兼管服装和道具。虽然她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却算个知识分子，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不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里培养、锻炼他们。她说：“我除了演戏和拉琴之外，主要工作便是和同学们一块写剧本。我们晚上演完戏，一回到住处，几个同志坐在炕上，便讨论起剧本来。小小的炕桌上，放着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