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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战神南行之时，曾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长的邢肇棠，从延安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父女离散之苦。接着，他先任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主任，后赴宁夏任省主席。邢院生也随父亲到银川，在省卫生学校就读。毕业后在宁夏省人民医院当内科医生兼卫生学校教员。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医院劳动卫生研究生小组学习后，又在北医附属三院及铁路医院理疗科担任技术员，发表医学论文，并著有《黑色冶金工业安全卫生手册》（1957年，科技出版社）。她同医道打了二十六年的交道，这之间，国难、家难、个人的不幸，形影相随地出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担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父亲，被错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并于当年与世长辞，继而夫妻的离异，又为她添加了巨大的痛苦。颠沛流离，半生坎坷，桩桩往事一起涌进心头，父母生活的光环不断扩大，个人的经验、知识和认识，也转化成各种色彩，绘成各种故事。“我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于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时间也不浪费，等候公共汽车或在楼梯口等人的空当，也不放过，哪怕是只写一个字……”毅力使她一气写成三十万字，题名《前夜》。
邢院生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女性，这样的性格注定翻车倒霉，难以逃出文化革命的罗网。1968年，她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非法关押在地下室达四年多之久。她的书稿被抄走，并成了反党的罪证。长夜漫漫，枯坐斗室，面对糊着黑纸的小窗，她没有去自杀，却想到光明，并开始重新构思小说的情节、人物、对话，修改脑子里的《前夜》。小说里的人物和她的生命、灵魂交融在一起，他们共同喜怒哀乐，于是小小的“上”牢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她在小说里幻想、追求，那些活脱脱的人物伴她度过一千五百多个没有阳光的黑夜。最初，她把小说写在手纸上，被看守抄走，又罪加一等。后来她把毛主席的著作编成索引，将陪语、提纲写在文字的夹缝中。这个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是当代现实的悲剧。一支钢笔尖写秃了，就在水泥地上磨，磨尖了再写。那是生的渴望、爱的执著，大写“人”的赞歌。
1972年12月31日被释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声中开始奋笔疾书，连与儿女的亲热都不逞顾及，更不顾自己身体的痛苦，只是伏案写作。1974年，终于成稿，受到萧乾等人的鼓励和关怀，几经修改，将《前夜》易名《叛女》，由萧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数年前，我是一口气读完《叛女》（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至今那种兴奋和新鲜感都没有消失。小说是传奇的，又是传统的。作者凭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的本来认识及美学素质走进创作过程，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也没想去耍弄什么招数，但她成功了。萧乾说：“一部小说，不论长短，从主题到结构和内容，都只能通过作者本人的体验和认识去构思。土建有标准设计，有预制件。我希望永远不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搞什么标准设计，也切不可用预制件。”（《叛女·序》）我十分赞同这个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文学艺术作品只应该有优秀佳作，而不应有什么“样板”。如果创作有了“蓝本”，就不再称其创作，最多是一个低能的模仿。小说不一定就该是《红楼梦》、《水浒传》、《战争与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动人的形象、生活的脉搏、成功的艺术创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说：“文学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写同一题材的，问题是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是文学作品应当表现的内容。”重要的是，要写深，写得新，写得巧，写得好。一个作家的成功，一是在于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于思想的高度，三是在于作家的艺术概括力和语言的表现力。邢院生具备了这些，于是才有了《叛女》这样的小说。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题辞：
献给
为了新生叛逆没落，
为了光明叛逆黑暗，
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们。
献辞是作者的寄托，十分令人深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昨天走来，没有叛逆就没有新生、光明和希望。历史在叛逆中创造和演进，社会在叛逆中获得正义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书，是使人能从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艺术。
古今中外许多传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叙传的成分，或个人的生活经验。《叛女》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描写出身于清末两江总督家庭的贵族姑娘润格的爱情遭遇，以及后来她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
革命的经历。润格容貌美丽，聪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艺，但她在名门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处是野蛮和禁锢，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护和施展。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需要更加辽阔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吃喝嫖赌、醉生梦死的丈夫和一个专横暴虐、阴险毒辣的婆婆。从托家到奎家，从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牢笼，龌龊、卑鄙、荒淫、腐败窒息着她。她对现实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锢十年的疯女——丫头秋菊。当她确知自己是老爷强奸了逃荒女白颖所生时，便毅然弃家出走。但走投无路，只好以卖艺为生。润格没有随波逐流，执著地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直到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爱、结合后，才从茫茫黑夜里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九·一八”事变为背景，不仅写了润格的辛酸史、奋斗史、反抗史，还塑造了义和团失败后的红灯照姑娘奇侠、参加革命的艺人路拾遗等女性形象，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挣扎着寻求正义和真理的一群，再现了中国历史的一面。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末之后，描写旗人贵族荣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历史递进中，描写旗人贵族的演变、升沉，与中国现代革命水乳相融者，并不多见。《叛女》及其姊妹篇在这一文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读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续篇，主要人物润格、江放、江风等都没有改变，它既有连续性，又有独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
《女怜》的背景仍然十分广阔，润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环境中发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军阀内部矛盾被捕后，便把女儿江风寄养在地下革命者杨维林和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迹天涯，帮助革命。江放出狱，润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园生活中，与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奎啸虎及其党羽巧妙周旋，刺探情报。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师”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杀遇救后“投奔”大汉奸黄子廉之妻王国玉，日寇血洗甫京，杨维林罹难，欧阳墨竹到北平，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家的提琴家庭教师，江风与黄子廉之子黄伯云关系的变化，黄子廉向江风求婚等，这些凄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构成社会生活的大展厅。润格前夫之子奎纲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后，奎纲“探监认母”，旨在诱供；在特务组织“不许良心抬头”的“纪律’，与母子情的激烈斗争中，他的脑子里万马奔腾，心在怒吼，一双大手掐住了“恶魔”，就这样润格惨死在神经错乱的亲生儿子的手下。
这个结束也许残酷，或许突然得不在读者预料之中。但这个结尾，从艺术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这个处理，很是显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的梦想，是要以润格及女儿江风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为线索，经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烽火，直到中国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运。三部曲已经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梦还没有圆，最后的一部《伶什》还没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她打电话给我：“明天，我要随一个代表团到洛杉矾，他们是忙公务，我是旅游探亲，看儿子少杰，然后转赴香港、日本冲绳、夏威夷，再到德国看儿于澄宇和女儿奇志……”临上飞机，她没忘带上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伶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