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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关大妈》之后，作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继问世。何大妈、静兰、谭婶婶、新媳妇等一个个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茹志鹃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点缀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画廊。在艺术描写手法上，作家也进行了新的刻意追求，从类型描写转到性格刻画，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她共写了二十多篇小说，三十多篇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诗歌、电影剧本等，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关大妈》等短篇集。
创作上的丰收和艺术上的新突破，给文坛带来了“春”的气息，她的创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老作家茅盾、冰心、魏金技、王西彦及评论家侯金镜等都相继撰文评论茹志鹃的作品，肯定她在艺术上取得的可喜成就。与此同时，也不时地吹起一阵阵凉风，摇动着“百合花”和“白杨树”。1961年前后，评论界围绕着茹志鹃的作品展开热烈的讨论。作协上海分会先后举行四次讨论会，茹志鹃也应邀参加。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作两个问题上褒贬迥异，众说纷纭。
茹志鹃坚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不回头，不怯步。1960年她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从事专业创作；1961年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八、《百合花》——创作道路上的标志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鹃艺术风格之精华，堪称为前期代表作。同时，也是一朵与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心灵之花。她说：“《百合花》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气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跟随我经历的波折不算小。同志们说我在创作上还有希望，尚可发展，曾以《百合花》为例；而‘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较多的读者记得的也还是它。那么就让它明明白白地，作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吧！”（《百合花》后记）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鹃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说迟了的话》，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说，得到了茅盾的热切关注，说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识，说明它确实是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百合花》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将《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确是一篇使人“满意”，令人“感动”的诗篇，优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将生活中发掘出来的美加以提炼、升华，巧妙编织，给人以艺术享受。茹志鹃说：“我要用我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百合花》后记）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她除了坚持编辑工作之外，还写了五个短篇，五篇散文及一个短的电影故事。
茹志鹃奋发图强，一是为了不辜负先生及其他关心她的评论家和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还有当时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爱人被错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她要用自己奋斗的成绩，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受人歧视的环境；她要用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鹃是一个不苟言谈，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九、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 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 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同上）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从微笑到沉思”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同上）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继第一篇小说《出山》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一支古老的歌》、《儿女情》、《家务事》、《三榜之前》、《着暖色的雪地》和散文、报告文学《十二月的春天》、《离不开你》、《红外曲》及文艺回忆录等多篇。结集为《草原上的小路》、《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惜花人已去》、《茹志鹃小说选》、《她从那条路上来》等。
上述创作集中反映了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黄秋耘把她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丹戈将茹志鹃新作概括为四句话：“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
小说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诸多新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