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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开了，她母亲领着三个女儿开始单独生活，日月艰难。不久，李纳考入同样腐败、守旧的女子师范。她不喜欢数理化，而独爱好语文。她的语文老师虽然年轻，却很守旧，专教学生读古书和写作旧体诗。这时候，她接触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李纳说：“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说这是那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功劳。”
中国，近百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欺凌。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奋起抗战，使苦难的祖国从黑夜望见了黎明的曙色。这时，李纳同千百万中国青年一样，从个人的哀伤中奋起。国家正在死亡线上抗争，用生命拯救她，是儿女的神圣责任。李纳说：“在这伟大的时候，如果谁还仅仅想着个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当时不少云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战的爆发，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几天之内，许多有志之士离开家乡上了前线。女学生也不肯后人，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要奔赴前线。李纳兴奋地参加了这个团，到昆明西山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她母亲反对，亲自跑到昆明，终日形影不离，拉着她不放，使她没有走成。
1938年，纷纷传说敌机要轰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蓝的天空像平常一样透明，院子里飘着阵阵花香。体育教师领着她们跑步之后，忽然异常严肃地叫她们立正。他激动地面向学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敌机要轰炸，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这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空，却不能让自己的国旗飘扬……”他哽咽着，泪水沿着他粗糙的脸颊滚了下来。国旗在沉默中升起。泪水从许多学生的眼里涌流出来，最终形成一阵哀哭……这时，李纳胸中的热血在奔流，在燃烧，她回忆说：“我仿佛经历了法国都德《最后一课》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动起来，好像又置身于抗日的烽火之中……”
国难当头，在许多青年看来，读书已成为多余。饭馆和火车站，经常传来出征的歌声；酒杯相碰，泪流满面，心向祖国，同发誓言：“不收复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徒步来到云南。他们带来了进步文化，进步书店日益增多，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起来，使昆明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正当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之时，李纳的姨夫从上海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附中担任教导主任。他在路南县家乡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他团结进步教师，搜罗进步教师，楚图南就是颇受学生爱戴的一位。昆明被敌机轰炸后，附中疏散到路南县。李纳由于家庭困难，又羡慕该校的自由空气，便请求姨夫介绍到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周围又有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多年来，她渴望读书，在这个知识宝库里她得到了满足。在浏览了“广阔的世界”之后，她懂得了人应该怎样生活。尤其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她对延安充满了激情，认为那种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灯塔，心中的诗。
那时，去延安，须有不怕杀头的胆量。李纳说：“我认为，为了真理，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女主人公给了我勇气。我充满着同旧生活决裂的精神，决定闯出云南。但云南离延安实在太遥远了。当时交通困难，我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我有婚约的束缚，万一被发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我抓缚回来。我姨父说服母亲，她心软了，决定让我走，并向我提供路费及一切需要的方便……”于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汽车在大路上跑，两旁的加利树向后面飞，她激动地站起来，但心里没有离情别绪，只有幸福！她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是一只飞出樊笼的自由鸟！
延安，像陕北高原健壮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一位热烈地爱着她的青年！
李纳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那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一切强调集体。她们穿布军装，同睡一铺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课，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为什么到达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
李纳是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发现这个革命集体里一部分规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学们找她谈心，鼓励她进步，热情地帮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习惯了，进步了……
延安，那是个革命家庭，组织上很注意大家特长的发挥。她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被送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她说：“那时是我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我很喜欢这个环境。这儿学术空气很浓，读书成为共同的需要。鲁艺图书馆藏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我贪婪地读了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读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译本，我觉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样晶莹。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资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饭便往资料室奔去，资料室还上着锁，门口已经排了长队，等管理人员一开门，大家一拥而上，以便抢到一本好书……”在光线暗淡的资料室里，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泥做的凳子占满了，就站在墙角阅读。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实在伸不出手，就将砖头烧烫，塞在棉被里，盖着半截身子读书。李纳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着，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几个月后，延安整风开始，一切课程停下来，图书馆和资料室封了门，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被批判的行为。每天召开批判会，写检查、写自传，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结束。鲁艺办学方向和办法被批判为“关门提高”。音乐系和戏剧系合并，变为秧歌队，文学系实际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边，有的去陇东，都改了行。鲁艺变成了延安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下属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会和农会，专门纺线、种庄稼。李纳被分配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她是带着革命虔诚的感情去从事教育工作的。当时，年轻的李纳，思想单纯，脑子里没有多少私心杂念，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觉得，为革命培养新一代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甚至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孩子。当时，她每周六小时语文课，除了备课，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纳回忆说：“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活泼，多是经历过不少苦难才辗转来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遗孤和干部子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连级干部，我和他们结成难忘的伙伴，我教他们，但也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后来，他们大多都曾在苏联学习技术，成为中国后来许多单位或企业里的技术骨干，有的当了大领导。如果说，我也有点安慰的话，每每想起他们，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学，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结束，度过了一生中甚为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唤，人群从各个山沟和窑洞里涌来，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点上火把，汇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涌到新市场、桥儿沟的街上。卖果子的叫着：“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钱啦！”狂欢的人群中有的吼着：“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东方破晓，游行才算结束。她有一位同学高度近视，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但回到窑洞才发现，狂热的游行中，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镜片而竟没有察觉。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延安带来了新的变化。“到新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辟工作！”就是当时的战斗口号。大批大批的干部涌到前方，李纳也怀着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后几天便动身去东北。
李纳不是东北人，但她和东北人一样，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