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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了。因此只得把陆军部队从东弗里斯兰和易北河以西运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样也许可以守住这个地区。但5月2日的事件表明，即使这样，兵力仍然不够，那天，敌人从劳恩堡穿过易北河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向卢卑克和什未林挺进。
8。 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一样仍为德国所占领。目前这些地区还是宁静的。
9。 由于俄国军队日益迫近，几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北部的难民，象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10。 由于敌对各港口的轰炸以及连续不断地为挪威以及东部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鱼雷艇、探雷艇，快艇和护航舰艇）受损严重。大型舰只中只有“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尚完好无损。潜艇部队正面临重新实施潜艇战时期，因为从5月份开始大批新型潜艇就要开赴前线与敌作战。
11。 空军兵力所剩无几，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作战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政治上已没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整个局势，作为国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以便减少继续流血牺牲。
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是我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的基础。同盟国曾规定，德国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着把东线的德军交给俄国人当俘虏，因此我必须尽可能久地推迟这一步。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东方战线向后移到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占领区的边境线上，并把尽可能多的难民带到西部地区去。为了这一目的，海上运输必须加快进行并动用现有各种型号的大小舰船。在撤回东线德军部队方面，我最担心的是舍尔纳元帅率领下的中央集团军群。因为要把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运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尔集团军”和第九、第十二集团军离英美占领区的边界线比较近，因此也可获救。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还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境的阵地上，它与美军战线之间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纵深国土所隔开。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打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把它分给俄国。因此，我在5月1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认为，立即把舍尔纳集团军群从它们尚坚守的苏台德阵地向美国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它们应该尽快向西南地区靠拢，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投降时能尽量靠近美国战线，这样士兵就能被美国人接收。但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却劝我不要立即下达撤退命令。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放弃它们的阵地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而被俄国人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战线及居民撤到西部，我们还需要8至10天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设法把我们向苏联的投降也延迟同样多的天数。
虽然我在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已经阐明了我的总意图，只要我在东线的目的尚未达到，我就不得不将继续在西线的战斗，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与英美的战争。但在“全面投降”的口号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并无把握。但至少我得尝试一下，而且要绝对不露声色，否则这种尝试肯定会因俄国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挠。
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结束在德国北部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的战争。我与国防军统帅部一起确定了公布我方谈判代表的方法。
于是我准备在西部签订投降协定，在此我得提一下执行这些协定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效忠于我的事。
国防军军人都受效忠于德意志帝国领袖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约束。由于希特勒的逝世，这个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个军人可以不受其义务的约束而回家去。国防军必须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更多的牺牲。面对这几天德国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战线，要想使武装部队作出效忠于我的宣誓，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军人履行服从我的义务是有必要的，确切地说这不仅有利于执行其它由我决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军队的命令，而且对于我即将代表德国国防军签订停战协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这个协定国防军必须执行。局势紧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愿和个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来解决誓言问题。因此，我在5月1日的命令中对德国军人们说：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或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领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领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随后到来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国国防军各首脑人物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叙述如何向当面地段的英军部队实施局部投降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5月1日的另一件事。15时18分我在普伦接到帝国总理府14时46分发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电报：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领袖昨日15时30分去世。4月29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领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和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由此看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以希特勒的遗嘱为基础的。但是遗嘱中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与我为结束战争而挑选的顾问和政府成员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我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从形式上看，这份电报与第一份授权于我“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的电报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愿意按照这份新电报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于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这份文件，防止任何内容被泄露。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内部的骚动和混乱，否则大家一旦了解了这份电报的内容，骚乱现象必然会发生。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尔和博尔曼真的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在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我绝对不能容忍纠缠和干扰。
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