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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但是还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按照同盟国的意愿，德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途径来结束战争。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投降书的签署他们应停止任何活动。他们必须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俘虏。如果我们在1944年冬季的几个月内投降，那末距离英美战场尚远的东线将有350万德国军人成为俄国的俘虏，对俄国人来说，即便能发善心，但要有组织地接收、供给及安置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死亡人数无疑是很大的。甚至当西线德军在季节上比较有利的5月份投降时，也发生了英美人无法满足德国战俘给养、以致造成大批战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这说明要一下子安置和供给大批战俘是多么困难。
事实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4年冬结束战争，那末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有几百万老百姓和军人死亡。当时国防军中没有一个要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没有一个来自东部的可怜的逃亡者甘愿被移交到俄国人那里，没有一个德国军人愿意被俄国人俘虏。军人一定不会服从“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会象老百姓一样到西部来逃生。因此每一个领导人都会懂得这样做他将失去人们的信任，懂得这样做将会使东部大量德国人的命运听凭敌人摆布和宰割，因此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在这种时候签订投降协定，对这样一种决定是无人敢于承担责任的。
迫于1944年冬的情况，我们还得继续战争，还得忍受各战场和各大洋上我国军人的大量牺牲和空袭给百姓造成的伤亡，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所有这些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损失毕竟要比过早地放弃东部战场来得小。每个军事领导人，在向他提出是否在这种时候投降痛苦会小一些这个问题时，他决不可以只从西部或东部的立场来判断，而应从整个德国的命运来考虑。虽然他可以对德国西部居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示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多继续一天就多一天灾难。但是他决不可以顺从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片面的，对东部的德国同胞来说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容忽视的是，在满足这种要求时，来自西部的军人甚至将成为牺牲品。军事领导人也不可以受这个或那个大区指导部部长的错误影响，因为这些大区负责人往往不顾其它大区的百姓，而只想使他那个大区的人民在战争结束时能从预料之中的德国崩溃中摆脱出来。
我已经在第十七章中说明了为什么我不主张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国家领导人并未向我这个海军总司令提出过是否应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要东线德军离英美战线尚远，即使国家领导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会持否定态度的。
要达到拯救德国东部居民这一军事目的，首要条件是前线和国内的安定。任何混乱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考虑到敌人的情况，当时要公开这个军事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军事目的正是我当时下达许多命令的原因。
有一点我在1944年冬并不相信，那就是认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破裂，因而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我对英美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彻底消除大陆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为因此而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东方国家的势力扩张所填补——但我却不相信当时的西方盟国已看清了这一点，从他们的战争宣传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1944年夏开始，随着芬兰的背信弃义、东线逐渐向德国边境靠近以及东普鲁士面临的威胁，德国海军通过波罗的海向东线运输人员、武器、弹药和物资，再把伤员、难民和士兵运回西部的这一主要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俄国人在1945年1月突入德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的陆地、船厂和训练基地就受到威胁或被占领；这时很清楚，潜艇部队再也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它们多次战胜过敌反潜兵力的新型潜艇了。
因此，潜艇战已不再是海军的主要任务。我把大部分潜艇用来支援东线和拯救德国人民。我把准备分配给建造之中的潜艇或战舰的海军人员或并不急需的其他人员都给了陆军，或者把他们编成海军陆战分队和海军陆战师加入陆上的对俄作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以这种方式在德国东部陆上作战的海军人员约有50；000名。第2海军陆战师师长朔伊尔伦海军中将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以身殉职。
在北海和挪威海区除维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余的海军兵力都被我抽调到波罗的海，去执行掩护运送东线难民的海上运输船和商船的任务。对波罗的海的运输来说，德国商船的吨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帝国海运特派员、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负责商船运输工作。作为帝国海运特派员，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直接归希特勒领导。但鉴于当时德国东部的整个形势和东线的情况，有必要集中使用那里的全部力量。因此，现有的商船便归我管辖，以便在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尽可能高效率地将它们用于波罗的海的运输工作。我把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他在海军任职多年，在商船运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功劳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使海军除了为东线运送补给品外，还成功地通过水路从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越过波罗的海把200多万人运到西方。
在西波罗的海组织前线运输工作的指挥官是驻基尔的东线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在东波罗的海主管东、西普鲁士运输工作的是布尔夏迪海军上将。这两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特别参谋部。但顺利完成这些运输任务，主要还应归功于在前线不停地来回奔波的作战舰艇和商船的乘员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曾经关照过，任何部队都不得阻挠或破坏、干涉留在我们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务活动。为了使商船和作战舰艇随时作好起航准备，各船厂必须高度紧张地工作。这些船只在港口和海上随时处于敌机的空袭之下，经常被俄国潜艇的鱼雷和水雷击伤，加之主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经常检修。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这一切都得尽快进行。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代号为“焦土”的破坏命令，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权限之内采取一些能使海军免遭这次灾难的措施。我终于在1945年3月23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内容是各海港的破坏需得到我的批准。这一点在国防军统帅部1945年3月25日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权各海军指挥机关作为我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
同时我还得让希特勒委托我负责德国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这对于领导海上运输工作来说也是需要的。我必须能保证运输舰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当俄军向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实施突击、美军向德国中部推进、德意志帝国面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威胁时，希特勒为防万一在4月10日下令，准备将德国北部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不过却又说明，如果此令生效的话，我仅有权对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决定，只有当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撤离北部地区，转到南部地区之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才移交给我。
为协助我完成陆上各项任务，不来梅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作为帝国特派员被派来负责处理民事问题，金策尔将军被派来负责指挥陆上的军事行动。
在执行希特勒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我在俄军包围柏林的前夕，即1945年4月22日前往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普伦。
在把德国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我的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插手。我觉得这个措施原则上是正确的。根据我当时在普伦进行的调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执行希特勒关于保卫德国北部的命令实际上已没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这样的境地，那就是只要来自德国东部大陆的难民队伍继续需要我指挥，我就需要和民事机关和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行动。任何混乱都会干扰和阻碍海上或陆上的运输，而且必然会有人员伤亡。擅自行动或不相互配合都会对难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阻止和避免这种现象。为此，我在4月23日邀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