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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罪行的。
用什么方式表示反对呢，我不好说。但是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考虑到我是担任要职的军人，我们正处在战争时期。
对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再提出各种推测和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7月20日谋刺行动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如果谋刺成功，它是否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第二个问题。
今天看来，毋容置疑的是，作案者在对外交政策的期待上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之中。战争对手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的去世决不会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使流血就此中止。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已无补于事，因为这些讨论再也不能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证实。但无论如何，这次谋刺如果成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的分歧，前线抵抗力的减弱和崩溃、敌机的轰炸，无条件投降和俄国对我尚在遥远东部的百万陆军的监禁，俄国人并吞东德以及东德人民的抵抗等等，总之，可能还要流很多血。
当时我认为，7月20日谋刺者所寄托的期望是错误的，今天我仍然这么看。他们即使谋刺成功掌握了政权，也无法抵挡最后的失败。与1945年5月的失败相比，这种失败会是什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
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谋刺者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崩溃，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认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在德国人民中造成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要比7月20日事件造成的意见分歧还要大。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觉得，他的不幸是由于己方的背叛所致。
要使德国人民重新清醒过来是多么困难！
要使德国人民对自己采取符合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多么不易！这种态度是内部稳定及对其它国家采取正确态度的前提。
因此我今天认为，谴责那些内心经过激烈斗争，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拯救祖国，从而决定走叛逆和谋刺道路的人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已作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的话。
谴责那些忠于誓言、满怀信心、在他们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时刻的那些人也是错误的。
最后，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夸大得神乎其神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人民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它。这样做不但不能消除裂痕，相反只会加深矛盾。
我已经说过并再重复一次，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人性和道义的立场出发我对这种叛逆行为是理解的。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行为是可鄙的。
如果一个公民起来反抗他认为对人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那是可以谅解的。但他决不可狂妄自大，危害那些与他一样的，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的同国人，或有意识地把他们送往死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等于帮助敌人消灭他本国的人民。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每个公民，每个国家都鄙视这种人。甚至连敌人也瞧不起他，只是利用他而已。一个民族如果不对这种叛逆行为抱如此明确的态度，那么不管它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其稳定的基础都会发生动摇。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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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一章 从1943年5月至战争结束时的潜艇战
1943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两大海军强国的反潜防御能力超过了我潜艇的战斗力。
潜艇还需好几个月才能装备上当时正在研制和生产的经过改进的武器。在1944年年底前，新型水下高速潜艇估计也还不能问世。
1943年6月，我遇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难作出决断的问题：应从所有海区撤出潜艇，停止潜艇战呢？还是应当不管目前敌强我弱的兵力，继续让潜艇随机应变地作战。
德国在各个战线上均处于守势。我陆军正陷于艰苦的防御战之中。同盟国对德国领土的轰炸日益加剧。在这些情况下停止潜艇战会对我方的整个战争形势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可以放弃潜艇战吗？从我们的艇员考虑，我们能否不管我们的明显劣势而叫他们继续作战呢？
潜艇战曾迫使海军强国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进行海上运输。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采用这种方法较之采用单独航行的商船，运输吨位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为单独航行的船只可以采用最高航速，选择最短航线，而且不必等待集合后才开赴指定的集合地点。此外，商船结队同时抵港引起装卸方面的种种耽搁，又产生了浪费现象。为了反潜，各海军强国不得不在所有海区出动数以百计的驱逐舰、护航舰艇和数百架飞机。
这些舰艇和飞机又需要有庞大的船厂、仓库、基地和机场，包括大批地勤人员、工人和数不清的物资。
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么敌人就可以腾出这些力量用在其它地方来对付我们了。
举个例说，如果昔日敌用于反潜的轰炸航空兵从现在开始都用来轰炸德国，并给德国居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的话，那末人们就会问，难道我们能容忍这种情况吗？潜艇艇员难道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并对妇女和孩子们说，他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他作为军人不愿意再承担牵制这支轰炸力量的重要义务了？问题是明摆着的，答案也已明确。
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继续打潜艇战，不管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加速改进防御武器并实施更加有效的掩护，潜艇的损失也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毫无疑问，继续战斗可能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
在征得我参谋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我得出继续战斗万分必要的结论。潜艇部队不能独自退出战争，而坐视着把它们迄今承担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德国其它正在浴血奋战的军队和居民身上。
其次，在潜艇战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用新型潜艇来恢复潜艇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最精锐的部队，这种间断也会使士气一蹶不振。最后，既然我们还得与敌人继续交战，那末如果我们对敌情没有完整系统的了解，以后就只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从头开始了。
现在的问题是，潜艇部队是否看到了打这场不再能获得重大战果的战斗的必要性，并愿意无私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投入这场战斗。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相信我们必须继续战斗这一点后，我准备在我作出决定之前，再倾听一下前线的意见。
于是我让比斯开湾沿岸的各潜艇支队司令到“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勒辛海军上校那里开个碰头会。他们是第九潜艇支队司令勒曼·维伦布罗克海军少校、第十潜艇支队司令库恩克海军少校、第七潜艇支队司令佐勒尔海军少校、第六潜艇支队司令舒尔茨海军少校和第三潜艇支队司令察普海军少校。他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官，与本支队的艇员们接触最频繁。
我向他们提出了潜艇战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继续战斗。我们相信大多数艇员会感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潜艇部队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信任是合乎实际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一直斗志昂扬。
支队司令讨论会结束后，我作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1943年5月31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我们在5月份遭受的严重损失及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还接着谈道：“但是潜艇战究竟还能取得多大战果，发挥多大作用，还是难以预料的。敌人势必加强水面和空中反潜兵力。至于他们如何加强，我们对此很不清楚，也摸不准。1940年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吨位约为1000吨，而1942年底却只有200吨左右。从中可清楚地看出，随着反潜兵力的增强，潜艇的战果则有所下降。尽管它已无望再取得较大的战果，我还是认为潜艇战必须进行，因为它所牵制的敌人兵力相当大。”（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第1614号绝密文件＇1943年6月5日＇）。
当务之急是加速改进潜艇部队的武器装备。
在最重要的雷达方面，我们成立了“海军科研指挥参谋部”，由屈普夫米勒工学博士担任领导。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帝国研究局及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权威人士合作，生产一种新型的具有较大频率的供潜艇使用的测向接收机。这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