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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俄国陆军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时，我方能从海上支援陆上作战，我们把尚具有作战能力的大型作战舰艇，如“欧根亲王”号、“吕措夫”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以及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编成第二战斗群，归蒂勒海军中将指挥。当时这些大型作战舰只正在波罗的海作为训练舰使用。
1944年8月，里加湾附近的俄国军队到达波罗的海。第二战斗群用舰炮从海上支援德国陆军部队并再次击退了俄国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俄军战线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战斗群仍然担负支援陆军的任务。到1945年3月和4月，罗格海军中将率领下的第三战斗群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
1944年9月，芬兰投降。于是我们为封锁芬兰湾而设置的障碍便失去了意义。俄国潜艇又在波罗的海出现，不过战果仍然不大。但它们在波罗的海、尤其是在瑞典东岸附近海域（那里行驶着向德国运送矿石的船只）的出现，却使瑞典在1944年9月26日宣布停止向我提供矿石。
俄国人没有派遣战列舰、巡洋舰以及驱逐舰突入波罗的海。
随着俄军的推进，就愈加要求海军从海上对被切断的德国陆军战线输送人员和物资，或者把这部分陆军从海上运走。因此，在波罗的海所有可供使用的德国海军水面兵力都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执行这项任务。
在执行这种海上运输任务方面，对库尔兰集团军提供补给和运出这部分陆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44年7月9日，我曾经向希特勒谈到过俄国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出现后我对波罗的海局势的分析。此外，我还在多次形势讨论会上就库尔兰集团军的补给和运输方面的技术问题作了说明。我也对这类问题发表了我的看法。1945年1月18日、1945年1月19日、1945年1月20日、1945年1月22日、1945年1月28日、1945年2月15日、1945年2月17日和1945年3月18日的形势讨论会。
在1945年3月17日于领袖大本营召开形势讨论会前夕，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对我说，希特勒作出的令人失望的守住库尔兰的决定很可能部分地与海上局势有关。我回答他说，我相信希特勒的决定并非受海上局势的影响。但如果他（古德里安）作这样推测的话，那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在古德里安汇报东线局势的同一天向希特勒作了如下报告：海军认为，“目前占领西普鲁士照样头等重要。由于当前的海上局势，海军对保卫库尔兰已无兴趣，为库尔兰运送储备品只会给海军增加负担。”
于是希特勒对他因何不放弃库尔兰的原因作了解释。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只是为了满足实施陆上作战的要求。1948年布拉西海军手册，第465页。
海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除了执行多方面的运输任务外，还要把难民从德国东部地区经海上运送到西部地区。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第二十二章中详述。
海军及商船队的舰船为了执行由于陆上形势变化而变得很有必要的一些任务，在波罗的海一直活动到战争完全结束。但这些舰船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经常遭敌空袭，到投降时已几乎损失殆尽。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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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章 1944年7月20日
7月20日事件和它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了德国公众议论的话题，并在我国人民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象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能消除因对7月20日事件持不同看法而产生的对立情绪，那将是很好的。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条件是要善意地理解双方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只有正视事实真相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看待7月20日的问题，才能有助于消除分裂。
在考察7月20日的事件时必须分清，从人性和道德观念出发，这种行为是否应受到批判，还是从政治上看它是否正确。另外明确地分清界线也是必要的，即这种行为哪些地方有点过分，而从人性和道德上来讲又是合理的。
1944年7月20日中午，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给我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来了个电话。他告诉我，情况紧急，要我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关于原因他在电话里无法说明。
我于7月20日傍晚赶到那里，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我，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军官行刺希特勒。对这次抵抗运动的规模、人员组成及其动机我一概不知，因此谋反和行刺希特勒确实使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好象难以理解，军官们在战争期间竟会做出这种事。
我是如何看待形势的呢？
前线正在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东线、南线和西线的德军兵力几乎损失殆尽，尤其东线，为了阻止强大的俄国占领东欧和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前线的军人当然都渴望和平时期，渴望留在家中，但他们还是作好了随时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准备，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们还能守住东线。在海战中，潜艇部队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即使已无望获取任何胜利，他们仍艰苦战斗，目的是为了牵制两大海军强国，使它们不能动用不可低估的力量来对付德国，其中包括使它们不能出动大批的四引擎轰炸机，这些轰炸机通常都是用来轰炸德国居民的。
于是，德国就象一个被围困的要塞，要付出代价才能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
谋刺成功无疑意味着一场内战。阴谋策划者指望在本土军队中会有一小撮追随者，他们需要这样的人，以便在于掉希特勒之后能在德国真正地掌握并巩固政权。
大多数德意志人民始终支持希特勒。对抵抗者所了解的并促使抵抗者们采取这一行动的事实，人们是无法想象得到的。仅仅干掉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工具还不会被砸碎或被接管。因此，可以预料，它的各级组织必然会起来反对新政府，结果造成内部混乱。
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削弱前线的抵抗力。同时人员和物资的补给也有可能中断或者完全停止。考虑到前线的这些情况，人们除了希望军队内部不要发生任何暴力革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军官必须要求他们的士兵在战争中始终作好献身准备。他们可以做出至少会削弱前线战斗力、严重危及士兵生命的事吗？
以上就是我对形势的看法。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我在1944年7月20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必须尽快并果断地逮捕海军中每一个动摇者。对付外来之敌是军人的唯一任务，为进行这场战斗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我的责任。决不能由于这个内部动乱的事件而使我手下的军人变得不可靠。因此我在7月20日晚对海军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
今天我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的呢？
在战争期间，海军没有象陆军那样受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他对海上战争是陌生和厌烦的。战争后期希特勒对海军的事情不加任何干涉。因此他与海军领导之间没有形成那种由于他直接领导陆军而在他和总参谋部之间免不了形成的对立。东线的一些将领和总参勤务军官们对希姆莱在后方的活动及其各种毛病有所了解，而海军则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由于海军经常在海上和岸边活动，因此与党和各级组织的接触要比本土的陆军部门少。
因此，海军除两人以外，其余全部军官和文官都与这次抵抗运动及谋刺行动的计划和准备毫无关系。
相反，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在经过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之后确信，走这条谋反的道路可以拯救面临没落的民族，那末我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罪行时。
如果他们决心采用谋刺，也就是采用政治谋杀的这种手段，那么我对此也可以谅解，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准备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被感觉到是对谋刺的抵偿。我承认谋刺者的动机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希特勒政府灭绝人性的行径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我扪心自向：假如我当时也知道了这些犯罪行为，我又会怎样对待呢。
可以肯定，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