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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望深度和水面状态的攻击战术。我们风雨无阻地在海上积极从事上述活动。
不久“韦迪根”潜艇支队的潜艇艇员们愉快而又兴奋地被安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通过系统而全面的训练和丰富的海上生活，艇员们感受到了训练的意义，它使艇员受到了激励并增长了知识，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潜艇支队的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是亲自指导，这样艇员们就很快地了解了我。于是我们相互间取得了信任。
潜艇部队的精神状态很好，在以后几年潜艇部队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韦迪根”潜艇支队的第一年训练结束后，1936年秋我担任了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几次大规模演习也都是在全体人员满怀激情之下进行的，在这些演习中每个人都参加了战术试验和战术研究活动。
在后来的整个战争过程中，艇员们在艰巨的、殊死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自我牺牲和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正是潜艇部队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一位当时曾在“韦迪根”潜艇支队担任过艇长的军官在1957年回忆第一训练年（1935…1936年）的训练情形时说：“在这一年，艇员们训练紧张、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一年他们获得的知识为进一步扩建潜艇部队、解决有关选择艇型、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以后的几年中，潜艇战术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在发现英国有可能采取敌对行动时，潜艇战术必须适应公海海域和护航编队的新情况。但基本原则一直未变。”
“1935…1936年这一年的训练最明显的效果是，使全体官兵从思想上消除了这样一种确实广为流行的观点：潜艇已经过时，在新研制的先进的反潜装备面前潜艇已无所作为。”
我认为，这位当时“韦迪根”潜艇支队的艇长所作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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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群战术
关于潜艇与飞机、潜艇与潜艇相互协同的两个战术问题，还有几点要加以说明。第一个战术问题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加以阐述，这里谈谈第二个战术问题。
人们总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兵力参加战斗，并能有其他部队的援助，而不想孤军作战，这是最理所当然的要求之一。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懂得集中起来投入作战，或者在统一的领导下集合在一起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中，尤其是潜艇没有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它总是单独行动和孤军作战。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潜艇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便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1917年春，受舰队司令部指挥的潜艇部队司令、当时的海军中校鲍尔，曾建议把即将建成的第一艘巡洋舰调给他使用，他想乘坐该舰亲自去爱尔兰西部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在这里潜艇能采用何种协同作战方式来打击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到1939年，准确地说是到1957年我才知道，当时的两位海军少校罗泽和奥托·舒尔策也曾先后在1917年和1918年提出过潜艇协同作战的建议。
遗憾的是，这些提议和这方面的其他一些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被所有艇员接受。潜艇支队受到上级各种指挥机关的制约，因此上述思想难以在整个潜艇部队中普及和推广。当时很可能认为这些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根据，但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败于护航编队。
因此，1935年当我刚开始担任第一个潜艇支队的司令时，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潜艇协同作战的问题必须解决。我晋升为潜艇部队司令后，从1938年开始得到了当时的海军少校戈特在这方面的大力帮助。戈特是我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后来在我的参谋部任作战处长。
为了更好地说明在1935年底“韦迪根”潜艇支队第一次潜艇协同训练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在此引用两个材料，第一个材料也是当时的一个艇长写的，第二个材料是我本人于1946年9月在纽伦堡等待判决结果时写的，记述了我最后几年的主要情况。
该艇长谈到，1935年9月底开始的“韦迪根”潜艇支队的战术训练时说：
“支队司令对发展潜艇战术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集中兵力打击某一单个目标时，在指定的海域或作战区参战的潜艇有必要实施战术协同。”
“重要的是，发现和通报敌情，集中尽量多的潜艇对敌实施攻击。”
“于是，在1935年底产生了‘狼群战术’，后来又逐步地加以完善。这个从产生到完善的过程经历了许多阶段。起初，我们在执行侦察和掩护任务时是采用鱼雷艇战术。这种战术是以配置侦察或巡逻幕开始的，最先发现敌舰的潜艇在通报敌情之后立即发动攻击，其余各艇再集中围攻。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只能对付速度较低的敌舰船。因此后来又在侦察和巡逻幕后面再配置一个或数个潜艇群来对付所发现的敌舰船，从而使上述战术更为完善。”
“在大量的训练和演习中，我们试用过各种各样的战术队形。最后采用了环形配置方式，敌舰一旦进入这个环形配置海区，第一艘发现敌舰的潜艇就与其保持接触，位于环形海区弧线上的其它潜艇则作为支援群投入战斗。训练中获得的所有认识不断写进战术条令中，因此这些条令篇幅不断扩大、内容经常修改。”
我本人于1946年9月在纽伦堡写道：
“在潜艇协同作战的试验中遇到了大量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指挥方面的问题。对潜艇的指挥能实施到何种程度？只是指挥到战术协同，还是也指挥到实施攻击？怎样才能把指挥与潜艇的独立行动最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否必须从海上（在一艘水面舰艇或潜艇上）实施指挥？在一艘潜艇上究竟能否实施指挥？为了指挥其它潜艇，指挥艇应在海上什么位置？能否完全或部分地从岸上实施指挥？是否还需要在海上设立下级指挥机关？怎样划分这两级指挥机关之间的指挥权限？
b）通信方面的问题。当潜艇处于水面、潜望深度和全潜状态时，如何与其他潜艇、水面舰艇和岸上指挥所联络？为此，需要使用何种通信器材？应使用何种波段：短波、长波还是超长波？在昼夜各种海洋水文和气象条件下的通信距离应该多远？
潜艇的发报条件如何？指挥艇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收发报能力？
另外还有无线电测向信号的收发和报告、下达命令和发报时密码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试验，使我们在改进收发报机方面遇到许多技术课题。
c）战术方面的问题。协同作战时潜艇应如何行动？在开进途中，潜艇是集中航行，还是分散航行？应采用什么队形？潜艇在实施侦察时，或者在支援其它潜艇进行侦察时，或者由其它潜艇接替侦察时，采用什么样的配置和行动最理想？担负攻击任务的数个潜艇群应如何配置？是密集配置还是疏散配置？横向配置还是纵向配置？艇与艇、群与群之间的间隔距离是多少？如果完全疏散配置，那么是采用线式配置好，还是采用方形配置好呢？
为确保同敌人保持接触，需用多少潜艇？要不要，能不能为它们划分区域？潜艇与潜艇的交接班如何进行？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何时实施攻击？以及其它许多问题。”
我认为，上述两个材料确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所作的尝试和存在的问题。
德国国防军在1937年秋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国防军演习”中，第一次采用了潜艇协同战术。我以潜艇部队司令的身份在基尔乘坐一艘潜艇护卫舰，用无线电指挥东波罗的海的潜艇。这些潜艇的任务是在波莫瑞湾和东西普鲁士海岸以北的波罗的海公海海区搜索，跟踪和攻击敌方一支舰艇编队和护航运输队。在演习中，集结的潜艇十分成功地接近了敌编队；这次成功的演习令人难以忘怀。在北海进行的另外几次大规模演习之后，于1939年5月潜艇又在西班牙半岛和比斯开湾以西的大西洋上进行了“集群战术”演习。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大力支持我的演习计划，并给我调遣了演习所需要的水面舰艇。1939年7月我在波罗的海为海军总司令举行了同样的潜艇演习。所有的演习都证明，集群战术的原则问题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