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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因船厂误期、损失和执行特殊任务的潜艇就占去6艘，这样就只剩下3艘潜艇可用于对护航运输队进行协同作战。10月17日，这3艘潜艇在作战中取得了战果，共击沉3…4艘商船。由于鱼雷故障，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其中一艘潜艇因鱼雷耗尽，只能撤出战斗返航，另外两艘潜艇也与有飞机掩护的敌护航运输队失去接触。
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初，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常常因为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在公海上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拦截和协同攻击。这足以证明，备用潜艇数量太少，以致于不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因此，我决定暂时把刚出厂的潜艇一艘又一艘地派到大西洋去。直到1940年夏，才得以重新开始潜艇的协同作战。这种战术取得了重大战果，例如：1940年10月在两天之内敌3支护航运输队中就有38艘舰船被击沉。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1939年10月初，虽然我们的潜艇数量较少，但我们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袭击敌护航运输队所取得的战果表明，潜艇是能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斗争的。在上述战斗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指挥官乘坐潜艇在海上进行战术指挥并不安全，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中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指挥官为了能在水面指挥作战，而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空中掩护兵力有效活动范围之外的海域，那末他就发现不了护航运输队，也就不能得到足够的“战场感性认识”。如果靠护航运输队近一些，他就会象其他任何一艘战斗潜艇一样处于不利的防御状态中。再说在战斗潜艇数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专门指定一艘潜艇担负指挥任务，如果这样做对于保障作战成功并非绝对需要的话。况且本土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下级指挥官负责潜艇新人员的训练工作和做好赴前线参战潜艇的准备工作。
根据海上实施战术指挥的上述不利因素，得到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在本土也许能够担负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全部战术指挥任务。这项任务主要是：将各个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情资料通报给海上所有潜艇，以纠正他们所得到的不确切的甚至相反的情报，确定某些潜艇或潜艇群的配置位置，调派潜艇与敌人保持接触，在它们与敌人失去接触时，帮助它们采取坚决的措施。因此，指挥工作到潜艇发起攻击时为止，而对攻击过程中的作战行动则不加干预。在攻击中，由每个艇长独立指挥战斗。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作战能否取得战果，取决于各艇长的才能、主动性和坚韧不拔的斗志。他担负着战斗的重担，因此取得胜利的荣誉当然也应属于他和他的艇员。所以，培养这些艇长具有独立作战和灵活机动的能力是潜艇训练最重要的目的。
我的“战场感性认识”和对于大西洋形势的了解要比预料的还好。每次作战之后，我都让各艇长亲自向我详细报告作战情况。通过这些报告以及各艇长给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人员就某些专门问题提供的补充报告和各艇长的战争日志，使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海上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在对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根据天气预报和各参战潜艇发出的无线电报，使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也能很快地掌握敌方的特别情况。由于潜艇通信采用短密码，使敌人很难甚至完全测不出其所在的位置，这一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我的“战场感性认识”有不足之处时，我就在指挥所用无线电询问，半小时内便可得到答复。当我需要详细了解战场某些情况以利于作出特殊决定时，我便按照事先与某一艇长约定的时间亲自用无线电向他交代。这样我对自己的指挥任务就一清二楚了。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
一般说来，我的海军总参作战勤务军官经过军事学院总参业务训练，在海军各总参谋部和其他高级参谋机关工作的军官，称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海军参谋军官以及派去专门负责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军官都是一些经过考验的富有实战经验的潜艇艇长和战斗员。厄尔恩海军少校、黑斯勒海军少校和施内海军上尉曾长期在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里担任职务，充分具备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我的参谋长戈特海军少校反应迅速，思路特别敏捷，这非常有助于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因此，只要有可能，陆上的潜艇部队司令与前方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艇长就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
总而言之，在战争时期，前线和作战参谋部之间犹如一个共同的血液循环体，相互之间及时交流思想和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C。 潜艇布雷：
在战争开始时，由于潜艇的活动受到各种命令的限制，加之潜艇数量又少，因此我对经济战的成功的可能性没抱很大的希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在离敌岸3海里的领海区内对敌人进行破坏，也就是说要尽量在敌港口附近和航运频繁之海域打击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选用了两种沉底水雷，一种是TMB型，装药400…500公斤，可布设在水下25…30米的深处。从1940年初开始，我们采用了TMC型水雷，装药1000公斤，最大布设深度达35米。这些水雷都由过往舰船的磁场引爆。这两种型号的水雷技术性能良好。它们是罗特尔海军中将领导的主管水雷与障碍物研究工作的监察部门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敌国领海布雷而不事先发出警告，这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再者，在紧靠敌港口附近对敌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成功希望也较大。
在敌港口附近和交通枢纽附近海域使用潜艇布雷，要求潜艇艇长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信念，因为那里水浅流急，敌人戒备森严。艇长们表现得非常出色，经受了极大的考验。
起初大家都认为这种虎口拔牙的布雷作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艇长们认为，我在和平时期根据动员计划拟订好的相应的作战命令难以贯彻执行。但后来事实证明，计划中的布雷行动几乎都能付诸实施。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敌人的防御尚处于建立阶段。
这样的布雷行动共进行过34次，只有2次（一次在克莱德，一次在多佛尔）遭受损失：U…16号（艇长韦尔纳上尉）和U…33号（艇长冯·德雷斯基上尉）潜艇被击中。其它的潜艇都凯旋而归。
北海的布雷行动由250吨的小型潜艇实施，该艇体积小，是合适的“潜行者”。
到1940年3月1日止，德国潜艇布设了水雷的海域如下：
英国西部沿海：埃韦湾，克莱德湾，利物浦，斯旺西，布里斯托尔湾，福尔兰；
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近海：法尔默思，波特兰，韦默斯，朴次茅斯，多佛尔；
英国东部沿海：因弗戈登，邓迪，福恩湾，布莱斯，纽卡斯尔，哈特尔甫，内道辛，纽瓦克，克罗斯桑德，洛斯托夫特，奥福德岬，邓杰内斯，克罗马蒂，大雅茅斯，霍夫登，北欣德尔，弗兰伯勒（见图）。
根据我们在布雷后直接截获的敌人情报来看，水雷障碍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据我们所知，英国海军部把利物浦附近的几个海区宣布为危险区。这是伦普上尉率U…30号潜艇在该浅水区布雷后几小时发生的事。英国海军部的这个措施表明，显然有舰船驶入该雷区而触雷了。最后英国海军部甚至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停止对西海岸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利物浦港的使用。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舰船的更大损失。
从截获被击沉和受伤的商船发出的遇难信号来看，在其它港口及海上交通枢纽附近海域布设的水雷障碍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根据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上战争的历史著作中所公布的数字，到1940年3月1日止，英国共有115艘舰船触雷沉没，总（登记）吨位达394；533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页。
以上是德国水雷给敌商船造成的全部损失情况。在这些战果中，除潜艇之外，德国驱逐舰也有很大的功劳，它们在海军准将邦特的率领下，于1939…1940年冬季利用黑夜在英国海岸布设了水雷。
在直接于敌方近海进行的潜艇作战行动中，有些主要是对敌方水面作战舰艇进行的，并取得了战果。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普里恩海军上尉率领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