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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的伤亡人数令人痛心——但数量只占全部装船人数的1％，99％的幸运者仍安全抵达波罗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陆路上的难民队伍蒙受损失的百分比却高得多。
由于舱位太少，加上利保尔港码头设施不足，库尔兰集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5月9日零点，各战线均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防军5月9日的最后一次报告说：
“从午夜起所有战线开始停火……奉海军元帅之命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行动。于是，几乎长达6年的英勇搏斗终告结束。这场搏斗给我们带来了巨大胜利，同时又带来了惨重的失败。最后德国国防军被敌方强大的优势兵力所战胜。
“忠于誓言的德国军人竭尽全力为德国人民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后方人员自始至终全力支援前方，为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承认，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每个军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满怀勇气和信心地为我们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此时此刻国防军十分怀念那些已阵亡的战友。面对着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5月7日弗里德堡和约德尔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尔维克。弗里德堡带来了一份供美国士兵看的“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几幅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图片惨不忍睹。我们觉得，即使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由于运输和补给情况的混乱可能会加剧集中营里健康状况的恶化，但图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但是，这种可憎恶的事实（不只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才有），直到这几天当一艘载有集中营囚犯的商船驶入弗伦斯堡时，我们才亲眼所见。他们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令人吃惊的损害。弗伦斯堡的埃尔特斯特海军基地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量为这些不幸者提供补给和医疗条件。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察觉？
在1939年以前建设海军的那些年里，我作为“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不是驻在国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国潜艇部队一起出海。战争一爆发，我就坐在我的军事指挥所里，开始在东佛里斯兰的森瓦登，后来在法国巴黎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洛里昂。这些指挥所都是军事上的世外桃源。与德国居民很少接触与往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我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潜艇战和提高潜艇部队的技术水平。对敌人的报道我也只听与潜艇战有关的方面。毋容置疑，敌台和我台的广播一样，都得受战时宣传部门的控制。因此双方的电台广播我都不听。
在我于194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有极长一段时间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贝尔瑙和埃伯斯瓦尔德之间偏僻的代号为“珊瑚”的指挥所里。我到领袖大本营去也是为参加军事讨论会，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问问有关海军方面的事情。战争期间这些问题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要我再关心除此之外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已无此可能。
在1945年投降后的那几个月和在1946年我所获悉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为，使我大为震惊。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过。我说过，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