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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内地、香港的歌迷见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场面比这疯狂多了，所以我并不紧张。倒是我的同事摄像袁白，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我紧：“这约旦保安的工作也太差了，要是被坏人钻了空子可怎么办？”
走进会场，我傻眼了。
我以为，国王开会的地方起码也该铺一块波斯地毯，围上一圈软软的沙发吧。可我眼前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摆着折叠椅，连舞台都没有，主席台处是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惟一象样的是桌子后面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把高背靠椅包着深红色丝绒，想必是国王的御座。
会场里满满当当地坐了两三百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一律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头上缠着白头巾。为数不多的几个当地妇女都是在长裙外套一件西装，这好像是标准的约西合璧的打扮。
我们摄制组只有摄像袁白一人被允许站在离主席台几步远的地方拍摄，其余人员，包括我，只能远远地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
国王终于进场了。屋子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会议由首相主持，一屋子的人热情洋溢地讨论着要不要在杰拉什建一条公路、盖一所小学。我什么也听不懂，却乐得煞有介事地跟大伙一块拍手、点头。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其实，按我的个性，采访不到就算了呗。可这次不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约旦，如今国王就在眼前，采访不到也太冤了。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遥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我冲袁白坏笑了一下，拿着换下来的电池，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几百名与会者排着队依次和阿卜杜拉握手告别，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事们也挤进了这个队伍。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阿卜杜拉的亲民风范令人感动，他耐心地和所有人握过手之后，才由同父异母的弟弟哈姆扎护卫着进入一间小会客室，接受我的采访。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我对阿卜杜拉的采访从5分钟变成了10分钟又变成了20分钟，半小时过去了，我能感到哈姆扎的手止不住地要去摸腰里别着的手枪。于是决定，到此为止，要不然，御林军真该急了。
我刚一示意采访结束，大家呼啦啦都围了上来，要和国王合影留念。
参加“千禧之旅”全程报道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维忙不迭地把一架数码相机使劲往一个矮矮胖胖的约旦人手里塞，意思是：“师傅，劳您大驾帮我和你们国王拍张照片。”谁知那约旦人沉着脸把手一缩，相机掉到了地上，咣一下，赵维也不在意，捡起相机先帮我拍照。一阵忙乱之后，我们送走了国王一行，我才幸灾乐祸地问赵维：“你知道刚才不愿帮你拍照的人是谁吗？”
“谁啊？”赵维一脸的迷茫。
“约旦首相。”我在一旁乐得直不起腰。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老板微笑着说的话，我永远都记得：“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
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