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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笑：“对啊对啊，死里磕的！院长干起活来就是那样！”
“王大爷真是个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说。
“虎子，将来咱们给你王大爷拍个片子。”小宋一脸认真，“题目就叫‘好人王大爷’！”
钟老师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是凤凰卫视副总裁，在公司，没人叫他钟副总，年轻人叫他钟老师，因为他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龄相仿者称他大年，这是他的名字。
钟老师50出头，人长得很结实，五官都是圆圆的，一看就是个性格豁达开朗的人。在
凤凰，人人都有被广为传颂的轶闻趣事，钟老师也不例外。
钟师母和钟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20多年的夫妻，两人感情一如当年，令人羡慕。据师母讲，大学4年，教室黑板的一角永远被粉笔框着，里面专登钟老师的失物招领广告，今天是找饭盆，明天又说不见了雨伞，天天不重样。
这个故事是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讲的，当时钟老师抽着烟斗，呵呵地笑着。我于是想象着年轻时的钟老师风风火火地走在校园里，身后哩哩拉拉掉了一堆东西，温柔的师母一声不响地跟在身后一样样捡起。
去年，师母到北大进修有关艺术的课程。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艺术”两个字，然后掷地有声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
师母立刻想到了远在香港的丈夫，不由地热泪盈眶：
“这分明是在说我家大年啊！”
还有一件事。
一次，钟老师急着要去机场接人，他拿着钥匙急冲冲地跑到车库，远远地开了自动锁，然后打开车门就去摸方向盘，这时，钟老师大惊失色：
“天哪，我的方向盘呢？”
他出了一身冷汗，困惑地环顾左右，不明白小偷是怎么撬开车门搬走方向盘和档把儿的，可定睛一看，钟老师松了口气：
“原来，我坐的不是司机位，而是第二排。”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又何尝不是。2002年，凤凰和中央台合作的《两极之旅》就是由钟老师带队的。几十口人用了几个月时间从南极到北极，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将沿途迷人的自然、人文风光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那一阵，只要有空，我总不忘收看《两极之旅》，人没能跟着队伍跑一趟我向往的南美洲，眼睛可是过足了瘾。想想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钟老师气定神闲地完成了领队的任务，这就叫大将风度。当然，在《两极之旅》摄制组里，他只管拍摄和人员安全一类的大事，众人的护照、证件就不交给他管了。
这篇短文我是在公司写的，写完之后，我到走廊上张望一下，看钟老师是不是在办公室。正好他就在门口，一手举着他的烟斗，一手上上下下地摸着身上的口袋，一扭头见我就在一边，于是憨厚地一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这钥匙又跑哪去了？”
小宋
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小宋芳名宋彦俐，是我的同事。
我相信名如其人，一般女孩起名YAN LI，不是艳丽就是燕莉。只有她，用了貌似朴素实则文学气十足的彦俐二字。由此可见，小宋是那种表面随意，内心对自己和生活要求颇高的人。
我们的友谊是在做《一点两岸三地谈》的两年中建立的，她是节目在北京的制片人。我平常叫她的外号“小姐姐”。说起外号的来历，并不是因为她有大姐风范，而是一年圣诞节，曹景行先生在给她的贺卡上错把宋彦俐小姐写成宋彦俐小姐姐。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她，于是就这么叫开了。
凤凰人手少，1个人恨不得当8个用。小宋当时既要找选题又要联系嘉宾，还得和北京电信公司讨价还价商量卫星时间的价格，每每把她累得口出不逊：
“真是的，在咱们这啊，就是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碰巧那一年我也是又做《早班车》，又做《一点两岸三地谈》，也累得一塌糊涂。听她这么一说，深感遇到了知己。我俩的友谊就在对公司的“同仇敌忾”中形成了。
对我而言，友谊的最高境界就意味着两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悲痛时互诉衷肠，使自己和对方从郁闷绝望中解脱出来重又变得趾高气扬。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常常见面痛说各自的悲惨生活。一天晚上，我俩（还有高雁）坐在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的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边给满腿被蚊子叮的包涂药膏，一边哈欠连天。这时又接到小宋打来的电话，她意犹未尽，还想再聊。我于是半躺在床上强睁着眼睛，听她在电话那头声情并茂地念情书。（不是她写给我的，是别人写给她的。）我听了快1个小时，实在支撑不住，就彻底躺成了睡觉的姿势，侧卧着，把话筒搁在一边的耳朵上，腾出两只手平摊在枕头边，准备舒舒服服地听她朗诵。要不说饱暖思淫欲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错。我，竟然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才意识到小宋还在电话那边。我赶紧冲着听筒一通乱叫，可小宋已经挂了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拨她家里的号码，没人接；打手机，关机了。
那个晚上，我带着深深的悔恨进入梦乡。
第二天，见到小宋。她依旧笑嘻嘻的，这让我如释重负。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着了。我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鲁豫，你也没搭理我，我只好郁闷地洗洗睡了。”
做《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小宋还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富康（写到这，高雁从我身边经过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加了一句，“什么富康，是夏利。”）绿色的，外表收拾得还行，但中看不中用。发动机经常罢工，夏天开了空调，车厢的温度也基本保持在摄氏35度左右。可也怪了，天一冷，空调就开始运作，把暖风打到最足，呼呼往外冒的也是嗖嗖的凉风。
我不算个爱虚荣的人，可坐她的车也觉得很没面子。
一次，我、小宋和共同宴请给予了《一点两岸三地谈》巨大帮助的某制作公司负责人（是节目在香港的制片人）。地点选在了高雅的五星级酒店。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我、小宋、三个人也都穿了高跟鞋，化了淡妆，收拾得格外体面。
吃过饭，一行人有说有笑走出饭店大门去开车。那天，饭店的生意很是清淡，偌大的停车场只停着3辆车：一辆白色宝马，一辆黑色大奔，还有小宋的绿色夏利。饭店门口的服务生很自然地向宝马走去，准备帮我们开车门，见我们三个人正往奔驰那走，又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白手套刚碰到门把手，回头却见我、小宋、低着头不声不响地钻进了热得好似蒸笼的夏利。
那辆夏利后来的命运颇为坎坷。
半年后，小宋把它给了刚大学毕业的表妹。小姑娘刚走入社会就得了辆车，兴奋不已。一天晚上，小宋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才发现手机早就没电了。她打开电视，想看看《北京晚间新闻》。那天的社会新闻很热闹，有民工拿不到工资爬上高层建筑准备轻生的，有开车开到半路发动机突然起火的。小宋颇为同情地感叹着这是谁那么倒霉啊，可越看越觉得车子面熟。再看看车牌的特写，小宋惊呼：“这不是我的车吗？”
最后，小宋花了几百块钱请人把车拖走了。
直到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绿色夏利，就怀疑是小宋那辆已经报废的破车。
从2002年开始，小宋做起了《纵横中国》的制片人，以每月一地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机会呆在北京，我偶尔见到她总不忘替派出所问两句：“到北京了，暂住证办了吗？”
现在的小宋可得意了，《纵横中国》已经办成了凤凰的知名栏目，这还不算，趁工作之便，小宋还拥有了“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士主持人胡一虎，和全世界最智慧的男士——著名学者兼节目嘉宾王鲁湘。”这是小宋的原话。
实际情况是，胡一虎最爱和小宋探讨国内外大事。而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在和小宋并肩战斗了一年之后，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关于小宋的事情越写越多。
小宋的视力不好，又不爱戴眼镜，认错人是正常的，偶尔认对了，连她自己也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