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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对话：
“Kate；where are you going？”（凯特，你去哪？）
“Tom； Im going to the No。4 Middle School。”（汤姆，我去第四中学。）
2000年，我在美国盐湖城碰到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摩门教老太太，她是个中学老师，退休后一直刻苦学习中文，已经学了好几年，可中文还是差得让人无法听懂。一翻她的中文课本，我乐了，这分明和我的中学英语书如出一辙嘛。她磕磕巴巴地念了几句：
“李明，你的铅笔是在哪儿买的？”
“小王，我的铅笔是在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问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1 Peopo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铅笔吗？）
这倒把我问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说不明白，不如开个玩笑，于是特认真地说：“是啊，我们都去那儿买。”
美国老太太容易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认为中国人买铅笔都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
11个外教教过我
整个80年代，在北京的外国人不多，和老外聊天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好在从高中到大学，一共有11个外教（外国老师的简称）教过我。他们对我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小。
现在想想，他们的资历是否适合教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挺值得怀疑，不少人的英语还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好在我的意志比较坚定，在英语发音上没有受到不良影响。
这让我想起我爸给我讲的一件事情——也许其中有演义成分。
六十年代，中国派出专家、技术工人远赴非洲，帮助坦桑尼亚修铁路。因为朝夕相处，当地的非洲工人学了不少中国话。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中文有着浓郁的山东口音。原来，中国派出的专家大多来自胶东半岛。据说，直到今天，在遥远的东非还有一群操流利山东话的非洲兄弟。
我高二那年，班里来了个外教，是个又高又胖的美国小伙子，看样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John Smith。当年没觉得什么，多年后去了美国，才听朋友们开玩笑说，美国男人带女孩去酒店开房间又不想被人知道，多半会留John Smith这个名字。这就像中国人叫李华、刘明什么的，因为太常见，所以怎么听都像是化名。
John冬天总穿一件中国的军大衣，不管多冷，永远敞着怀。我们猜他是太胖了系不上扣，所以成天感冒，上课的时候常常旁若无人地大声擤鼻涕，惊天动地的架势弄得我们十分尴尬，想笑又不敢笑。
John的课讲得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但是，他却让我知道了外国人在生活中是如何讲英语的。
James是我大学时的外教。美国人，20多岁，退伍军人。据我们猜测，他参军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因为退役后可以免费上大学。尽管当兵历史不长，而且生长在和平时期，或许根本没上过前线，恐怕连枪都没摸过，可当兵生活却是他跟我们吹牛时最好的谈资。平常也老爱穿美式军靴和迷彩服，酷暑天都捂得严严实实。
James其实是个文学青年。他面色苍白，身材瘦小，眼神忧郁，外形条件绝对够格当个伤感诗人。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上课之余，就窝在广院的外教宿舍里写小说。可能是投稿屡试不中，他苦于没有读者，于是利用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机会大念他的作品。
一开始我们还能听得下去，虽然根本听不懂，可大家并不说什么。他却沉迷其中，念一段便要求我们谈感想。我们就故做沉思状，静默一会后，大家抬起目光迷离的双眼，纷纷表示：“太感人了、太震撼了、太诗意了！”这时候，James苍白的脸上会泛起红晕。
James以为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这让他快乐无比。我们不忍打击他，于是分头去背赞美别人的英文形容词。时间一长，意尽词穷，可James还在天天念他的作品。
我们全班愁得不行，既不想伤害James，更不愿浪费时间。没办法，最后只能找班主任去诉苦。
这一招果然有效。James不再开作品朗诵会，但是他的热情受到了伤害，他和我们疏远了。
有一天，我们听说James和一个中国女孩谈起了恋爱，这使我们全班大为兴奋。
James变得开朗了。爱情也使他变得宽容，他不再记恨我们。
我们正为James高兴着，却传来了他失恋的消息。
James请了一天的病假，第二天来上课时，他满脸浓密的络腮胡须吓了我们一跳。
这以后，James的胡子成了他恋爱生活的晴雨表：
刮了胡子意味着两情相悦，留着胡子则表示两人刚刚分了第101次手。
James的爱情分分合合，他的胡子也就去去留留。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胡子生长的速度飞快，一夜之间，就能从刘备变成张飞。
公平客观地说，James在广院两年的时间，并不是只谈恋爱、写小说，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一次，James留的作业是写一篇“有喜剧效果的文章”。我们全班都采用了编译的方式，把相声、笑话翻成英文。第二天的讲评课上，全班笑声不断。
班长代卫星写的是马三立的相声，说的是有小贩卖祖传秘方专治蚊虫叮咬，有人买了秘方，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装，发现药方上写着两个字，“挠挠”。代卫星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The man unfolded the piece of paper and saw only one word：‘SCRATCH’！”（那个人打开纸条，见纸条上只写着两个字——“挠挠”。）
我们全班20个人笑得东倒西歪，可James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狠狠地盯着我们，一字一句大声地问：“Have you e across any problems？”（谁能告诉我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
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呢？语言流畅，文笔生动，绝对是篇范文。
James看我们都不说话，突然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母：PLAGIARISM。
plagiarism是剽窃的意思，这下我们更糊涂了。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lagiarism and stealing things。”（剽窃和偷东西没区别。）James面色铁青，气得直发抖，“这些文章不是你们创作的，是你们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就是剽窃。”
我觉得很委屈，忍不住要替大家也替自己辩护：“We
were drawing on stories that are mon knowledge in China。The
language is our own 。 We wrote every word ourselves。（我们根本就没剽窃，我们只是用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可文字是我们自己创作的，这些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James看都不看我，他扯着嗓子咆哮道：“你们现在上的是写作课，不是翻译课！什么叫写作？从思想到文字都必须是自己原创的！而且，你们引用了别人的作品，却没有注明出处，这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一次作业，你们全都给我重写！”
从此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知识产权几个字。
我在私底下是个散散漫漫、不拘小节的人，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绝对不买盗版产品。每次我在香港的HMV和TOWER RECORDS花高价买正版CD、DVD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一身正气，悲壮极了。这时，我就会想起James。
大学时，我还遇到过一位变态的外教。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但她碰巧是个美国黑人老太太。因为身体肥胖，她走路的时候一喘一喘的，教室的地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老太太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围着操场跑道走路。有一天老太太走高兴了，在班上宣布，以后每天早上全班要派一个同学上门接她，然后陪她一起跑步，边跑边练习口语。
严冬时分，6点钟天还黑着呢，又冷。老太太可不怕，她胖，几步路走下来就大汗淋漓，却苦了我们这些陪跑的，一个个冻得哆里哆嗦，哪还顾得上说英语啊，嘴都冻木了。
一个星期下来，全班怨声载道。
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她的讲课方式。
一个问题如果有A、B两个答案供选择，老太太就要求我们举手表决：
“认为A是正确的同学请举手。好，一共是15个同学。全班20个人，15个过半数了，所以A是正确的。”
这样的教学方式匪夷所思。
中国人讲究敬老爱幼，因此我们忍了大半个学期。
后来了解到，老太太以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