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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临出发前，高雁就从莫斯科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新闻中心租了直播场地，布景、灯光机器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我和文涛一到，和北京台的主持人、导演一起开个会，再确认一遍早已安排好的直播流程，就可以屏气凝神静等7月13日的来临了。
我兴冲冲地敲响了803室的房门。
803美其名曰总统套房，其实不过是把两间普通的套房从中间打通而已。凤凰租下了这间总统套房，权作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会议室和编辑机房。
来开门的是小宋。很奇怪，看到我她没有任何表示，只顾皱着眉对着手机讲话：“直播方案可能要改，等定下来我再通知你们。”
“怎么了？”我看了看屋里其他的人，高雁、刘璐，大家都是一脸的严肃。
“咱们和北京台合作直播的事，上面没同意，公司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都等着呢。”高雁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我看看手表，已是下午5∶00，离7月13日上午8∶00还有38个小时。38小时，够干什么的？如果要重打鼓另开张准备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抱着资料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高雁的手机响了。“好，好。”她沉着脸静静听了5分钟，然后挂上电话，“713直播咱们自己做。新闻中心的演播室给北京台用，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
我再看看表，5∶30，只剩下37个半小时。直播前千头万绪的工作竟然要在短短的一天里完成。
困难太大了。
一、没有直播场地。
二、已经租好的卫星时间给了北京台，重新再租谈何容易。7月13日全球多家电视台都将转播国际奥委会莫斯科大会，卫星线路早就被征订一空。
三、按照和北京台合作的计划，摄像、设备由他们负责，现在自己直播，我们要人要机器都没有。
其实，以凤凰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这些问题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不一会儿就能解决。只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在自家的地盘上。莫斯科虽然是堂堂的俄罗斯首都，但离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通讯设施，人员办事效率还处于大陆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怎么办呢？
我从来都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能创造出奇迹。
从7月11日下午6∶00到7月13日上午8∶00间的36个小时里，凤凰创造了奇迹。
首先，寻找新的直播场地。
“红场，要不然就在莫斯科河的岸边；或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前面，背景最好是圣瓦西里大教堂。”我一口气把我能想到的莫斯科著名的景点和地标性建筑都提了出来。
其实，就凭我那点支离破碎的地理知识，我根本搞不清楚红场、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
“鲁豫说的有道理，我也建议在莫斯科市内找一个露天的地方，既有现场感，还能给北京代表团造声势呢。”文涛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
“国际奥委会有规定，所有申办城市不得在奥委会投票前在莫斯科市内做任何宣传活动。咱们可不能帮倒忙。”高雁边说边起身去拿皮包：“老板刚才有命令，接下来兵分几路，鲁豫、文涛你们在家里看资料，我们导演组现在去找场地和工作人员。”
36小时
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是后来同事们告诉我的。
莫斯科时间7月11日下午6点—8点，老板和院长率队在莫斯科市转了一圈，他们对陪同选景的莫斯科当地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是：要选择高层建筑，房间要足够宽敞，能容纳200人；要有落地玻璃窗，窗外能看到莫斯科的著名建筑。根据这几项要求，他们选中了俄罗斯大酒店22楼宴会厅“克里姆林宫”。
这真是个绝佳的选择。
宴会厅足有五、六米高，摆上20个圆桌供200人同时用餐富富有余。最棒的是餐厅的整整一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而窗外就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直播场地吗？
地方有了，下一步是工作人员和设备。
这相对比较简单，到莫斯科电视台，一口气租下他们转播车一辆，包括车上工作人员、摄像机6台、摇臂一架、调音台一个、麦克风、照明灯若干以及摄像师、音响师、灯光舞美、勤杂工近60人。
人有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不通，怎么交流？还好，一到莫斯科，凤凰就雇了两个在当地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其中一个男生叫虎子，小伙子人很帅，俄语说得叽里咕噜的，十分流利。虎子成了香饽饽，在将餐厅改造成演播室的30个小时里，不停地有人在喊虎子的名字。
“虎子，跟老外说，主播台要贴上凤凰的标志。”
“虎子，告诉他们，灯要架得再高一些！”
“虎子，你跟餐厅老板说，租金多一分钱也不加。他好像是车臣人吧，这回还不表现积极点，为中俄友好做点贡献！”
可是，虎子和另一个做翻译的中国女孩分身乏术，虽然虎子忙得满场飞，可翻译人手还是不够，我的同事王酉年倒是有办法。
酉年是摄像出身，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就是他的作品。虽然在凤凰已做起了管理工作，可现在直播人手紧，他就负责协调俄罗斯摄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镜头要推上去，什么时候要拉成全景。酉年的要求很高。他希望自己的命令一出，摄像能立刻完成他的意图，可是中间经翻译的转达，时机就耽误了。于是酉年拿了一张大大的硬纸板，在上面画出推、拉、摇、移、甩等摄像基本技巧，需要1号机器推上去，他就指指硬纸板上画出的“推”，摄像立刻领会他的要求，唰地就把镜头推成特写。
负责联系卫星时间的是Bobby和崖子。
Bobby是香港人，注重穿衣打扮。平常，喜欢卷着舌头说儿话音极重的普通话。
崖子是我广院的校友，85级的，大名叫崖国贤。崖子是毛南族人，他是毛南族第一个大学生。平常，碰到凤凰以外的人，我们都习惯这样介绍崖子：“崖子是咱们毛南族的小伙子，毛南族目前人口两万，其中正值生育能力的青壮年男子只有两千，所以崖子身上担负着毛南族繁衍生息的重担。崖子是毛南族的骄傲，他的一小步，就是毛南族的一大步。”
我们把毛南族的人口不断缩减，只是为了突显崖子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引起误会。
再说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卫星时间，两人威逼利诱，软硬并施，就差出卖色相了，终于东拆一块时间，西抢一块时间，凑够了直播所需的卫星线路。
事后，我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实，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之大，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之所以能够体会，是因为当直播结束后，Bobby这么矜持的香港绅士竟然会抱住小宋放声大哭。
我知道，他们很难。万一卫星时间租不下来，大家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
正所谓祸不单行。
卫星时间好不容易敲定，卫星线路却出现了故障，直到7月13日上午7∶58，故障仍然没有排除。
Bobby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上吊的心都有。
凤凰于是立刻制定了新的直播方案，假设线路一直不畅通，8∶00—14∶00，现场先交到香港演播室，那儿的主持人是小莉和胡一虎，由他们通过其他电视台的直播信号介绍在莫斯科的情况，等卫星服务恢复正常后再将现场交给我和文涛。
谢天谢地，到7点59分时，卫星线路奇迹般地通畅了。
我和文涛
比起幕后工作人员，的工作显得很是轻松。
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资料（除了从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资料，一见面小宋又给我们一人打印了100多页的奥运会奇闻逸事，供我们在直播时用。），并保持最佳状态。
整整36小时，除了下楼去餐厅吃饭，我一直在房间里看资料、做笔记。
我们下榻的乌克兰酒店是典型的苏联时期50年代的建筑，外形很像北京展览馆，是不是美，见仁见智，但看起来绝对大气。酒店还算干净，但条件很差。房间里倒是铺着图案华丽的地毯，只可惜年头已久，床前、门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颜色，并且隐约露出了地毯下暗黄色的地板。酒店没有空调，这对莫斯科人来说很正常，他们担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季既使气温再热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