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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 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做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1）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因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卒，不必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必痛哭。只是举目看如今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惟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为政之道，必须将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对人才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