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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型的保值操作中，我们会买进可转换优先股，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出相关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远大于优先股股票，这样，即使扣除四重佣金之后，（没有这些佣金，我们的帐户显得死气沉沉，有了这些佣金，我们的经纪人则喜笑颜开。）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向对冲操作赚到可观的利润。刚开始时，我们是以在买回普通股的同时卖出优先股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操作过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经常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先股以恢复头寸，于是决定采取部分冲销的策略。我们还是买回普通股股票，但继续持有优先股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直至能以近似优先股的价格再次卖出这些普通股股票为止。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半冲销的保值操作：即只卖出一半用于对冲优先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价格进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我们都能赚钱。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下跌，我们就可按很有利的条件冲销这个半开的空头头寸；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上升，我们便能从未卖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获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后，我们冲销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优先股股票（或是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似乎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保留着没有卖出。到年终时，我们全年的损失是20％，这比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了。我们很多客户有自己的保证金帐户，但由于借款经营带来的“金字塔”效应，他们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年的帐户经营结果表示不满意；事实上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我为“金融天才”，因为我的损失只有那么一点点。1929年末的那段时间里，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较平静；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新建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竣工有些耽误，因此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富丽堂皇的新居，当时正是华尔街股灾的最高峰。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宫殿”。一订完合同后我就后悔了——根据合同规定租金为1．11万美元，租期10年。另外房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家庭装潢和陈设，我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然后作出的决定又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对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物质享受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即使是购买家具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烦人的琐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由海兹尔来处理这件事，这又会更彻底地坚定她的信念：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写到这里，我又看到房间里那未曾使用过的小烟灰缸，上面刻着：“我是一家之主，妻子。”）今天，妻子充当家庭主人已是普遍现象。我已回想不起我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装饰和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开始时我们雇了好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男管家，兼做我的个人男仆。大约也就在那时我们参观了老朋友戴夫和利塞特·萨尔诺夫的新居（这个俄罗斯移民现已成为RCA这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们的新居位于第5大街，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固定置放了一把理发椅，每天理发师都要替他刮脸。我的男仆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按摩一次，但我马上就感到厌烦了，而且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坚持己见辞退了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全日制的男仆。
夏多布里昂①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几次提到：由于在流放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饱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对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后来当他作为法兰西驻圣·詹姆士的大使由战舰护送回英格兰时，他随身带了个私人厨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会认为“夏多布里昂”就是菜桌上最昂贵的那种炸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做出这道大菜的厨师使得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夏多布里昂炸牛排的独特风味也从此名扬天下！）
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译者贝雷斯福德公寓从18楼开始往里缩进，因此在18楼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区。我的3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些大玩具及一个宠物——兔子。我们的邻居是内森·小斯特劳斯一家；小斯特劳斯的父亲是位慈善家，他向穷人卖牛奶，每杯只收一分钱；他的叔叔叫奥斯卡·斯特劳斯，是美国第一位由犹太人担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我还听说在1912年他被推选为“公麋派”②候选人，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斯特劳斯一家搬进来不久就在我们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这挡住了我们南面的视线，同时在感官上也极其令人不舒服。见此情景，我们很恼怒。这堵“斯特劳斯墙”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人身侮辱，也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我竟把这些事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从著名的C·N·莱曼和格林曼律师事务所（C．N．Lehman ＆ Greenman）请来了格林曼律师与他们交涉，于是艰苦的谈判开始了。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豚鼠，他不希望这些豚鼠侵犯他的领地。我们反驳道，所谓“豚鼠”其实只是一只小兔子；他们则坚持有权保护自己的小天地；如此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撤掉铁丝网种上花草。
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道：“当我家的内森三世与你女儿玛乔里同在林肯中学念书时，我们经常听他说起你女儿。他告诉我们她所有功课都得优，害得他都不敢请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兹尔在佛罗里达的圣·匹兹堡订了个套间，她带着孩子先到达，后来我也去了，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假期。第一次在这阳光之城驱车行驶，我看到公园里聚集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带着拐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滑板爱好者。在1月份的佛罗里达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后我却经常回忆起。
海兹尔认识了93岁的约翰·迪克斯。他的父亲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pany）的创始人，我每次去迪尔时都要经过这家大工厂。我拜访了约翰·迪克斯在圣彼得斯堡的家，我发现作为一名近百岁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简直令人吃惊。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业务状况，例如我有多少客户，从银行和经纪商那里借了多少钱，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我很有礼貌但也颇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说：“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马上乘火车回纽约；回到你的办公室，把你手头的证券都卖掉；把借的钱都还掉，把资本金还给合伙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处于你的这种境地，晚上我是睡不着觉的，你也应该睡不着觉。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经验也比你丰富得多，你最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我对老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我会认真加以考虑——我这样做无疑只是为了给老人一点面子。接着我很快把这事忘掉了。迪克斯确实有些老糊涂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经营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实却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我却百分之百地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我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相信，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竞选运动的一派人。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绰号是雄鹿，他领导的进步党党徽上有雄鹿标志，所以以此作为该党派的名称。——译者1930年初，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暴跌后反弹强劲。到4月份时，道琼斯指数达到279点，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点198点上升了41％。但紧接着由于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闭，乌云笼罩了整个经济。第二次股市大跌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