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贞不渝后，在我33岁的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外情发生了。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写我的外遇经历，也不仿效卢梭《忏悔录》中的那种坦诚。但我也不学伟大的情人夏多布里昂那种虚伪的沉默，在《墓畔回忆录》将近3000页的文字中没有披露任何一点他的风流韵事。如果没有编者的脚注的帮助，这些独特自传的读者肯定会天真地寻思：在夏多布里昂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怎么会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建议要坦率一些，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性生活是颠倒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的小伙子抽烟、赌博和寻花问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婚姻安定下来并承担家庭责任以前纵情玩乐。但在我年轻时，我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也不说下流话。即使明斯克的体态丰满、风骚撩人的性感女郎无数次向我眉目传情，我也没有去看过脱衣舞表演。在我的青春期，虽然朋友们常谈论有关妓院的风流韵事，但我从没有产生过逛妓院的念头。从我没有深究的一些理由来说，我认为自己跟其他年轻人不同——无疑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比他们优越。（我是一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最终，我懂得我与别人一样有性本能和性冲动，但是好像我的职责把它压抑和忽视了。我绝不能说自己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我一直被手淫困扰，不时地我会看诸如皮埃尔·卢维的《阿佛洛狄忒》或佩特罗尼乌斯的《金驴记》。但相对来说，我很少看色情书刊。
在我23岁结婚前，我写的一篇《和女人睡觉》读起来好像霍林希德关于“爱尔兰的蛇”的叙述。爱尔兰仍有许多人持有新郎新娘应保持贞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我现在对此事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我的实践并没有多大不同。
让我用审慎的笔调来描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位小姐——且叫她珍妮吧——跟我差不多大，算不上漂亮，以说话爽快、声调很尖而闻名。15年来她一直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她没有结婚，并且一贯对男人不大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比较亲密的普通朋友。一天晚上，海兹尔远在俄罗斯，我把珍妮从音乐会带回了家。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婚外情是由一分吸引、四分机会造成的。”
我们的婚外情碰到了无数障碍，其中主要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能偶尔短暂地相会。但是在1933年或1934年，她对我说，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决定到墨西哥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从叙述婚外恋转到欢呼一个小孩的诞生，这似乎有点无情或轻浮，歌德不是说过人心会一瞬间由善变恶，也会由恶变善的吗？我们第二个牛顿生于1928年4月10日，离第一个牛顿去世周年纪念还有10天。他的诞生给我和海兹尔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上苍似乎大发慈悲，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医院里，等待至关重要的消息。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后，我心灵以外的某种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欢庆胜利的诗歌，这首诗歌我在几分钟里就写成了：复元他已经回来从黑漆漆、空洞洞没有一颗星星发亮的夜晚。
他已经回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他没有消失他已经回来。
他已经回来虽然坟墓曾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回来：因为在我们任性的认识中繁荣的年代又重新出现他已经回来。
因为春天里他离去的时候一脚把麻木的死亡踢开，他已经回来；因为慈爱比什么都宝贵我们的心在欢唱：他已经回来！
第二个牛顿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乌黑卷曲的头发。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得到这么多的热情和关怀。但是多年来担任我家医生的梅·威尔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治疗儿童风湿性心脏病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个婴儿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将来可能发生严重的疾患。他的担忧使我们特别小心避免他生病。（我们已从河滨大道公寓搬走，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的寒风可能是第一个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在头几年之后，第二个男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相反只带来无数忧愁和悲伤。事实上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极其难以相处的人。不久我们就明显地发现他有严重关节炎，还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为此自责，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和第一个牛顿同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竭力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的再世。这一点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感？他是否不满自己不得不处于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的地位？我们对他的身体的倍加呵护是不是削弱了他的个性？我深信这些推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牛顿生下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们的不幸。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思维能力，也为了摆脱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以前有一段时期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教科书。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不再普遍适用，尤其是这些教材很少关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义或公司会计结算中的诡计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诉诸文字之前，先就这个题目设计出一门大学课程来。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校长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把这门课程——名叫“证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开讲。对于学生的反响，人人都感到惊讶。这门课有150多名学生注册听讲，教室完全爆满。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众都渴望获得信息、指导，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学校没有一门由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主讲的类似课程。注册结束时，要听课的人很多，所以届时只能派人在大门口站岗，以防有人把门挤破。尽管我告诫学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于阐述解释的需要，决不要把它们当成我向你们推荐购买的品种，然而我探讨过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后来确实价格大大上涨——虽然很可能是整个市场猛涨引起其攀升的。几个这样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课程在学生中获得了“十拿九稳的赚钱者”的名声。1928年秋天，注册听课的人数比上一年还要多，许多人坚持要求获准再次听课，期望我在讲课举例时向他们介绍一批新的有利可图的股票。
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并且将持续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讲过的许多课程，以及在其他学校作过的讲座。1927年秋，有位学者名叫戴维·多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助教，后来成为我在教学中的助手，“华尔街的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业务的合伙人以及忠贞不渝的朋友。从我在准备第一年讲座时所想到的问题来看，显然我还不能写出一本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来。事实上，7年以后《证券分析》才问世。如果这本书过早出版，将会犯下大错误，因为到1934年我才能把费尽心思获得的智慧全部写到这本书里去。
1928年夏，自从我在世纪之交即7岁时访问英国以来，我首次到欧洲旅行。海兹尔因要抚养牛顿，只得留下来不去。（我们在盖伦·霍尔有一幢避暑别墅，盖伦·霍尔是宾夕法尼亚州里丁附近小山上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招待所。）我打算在欧洲与母亲见面，并与她一起去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旅行。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拜罗伊特（这是我们心目中瓦格纳一家居住的圣地）去听瓦格纳①的系列歌剧，以及在莫扎特②故乡萨尔茨堡参加夏季音乐节。
在拜罗伊特，我们在最好的旅馆“金锚大饭店”下榻，它建于1750年左右，但外表已经很陈旧，而且缺乏现代化设施。第一晚我们步行到山上举行音乐节文艺会演的剧场去听音乐，所以回来睡觉时都不把旅馆里的种种不便记在心上了。按照惯例，在这种文艺会演的剧场里，观众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奇地彼此看着。音乐会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妇女穿着长外衣，戴着珠宝和各种头饰，男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官员穿着制服点缀其间。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