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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也确实和大多数王子一样愚笨。哎，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理，就盗用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他把我们很大一部分存货卖给其他商店，收入却进了他的腰包。当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时刻到来时，他与我们进行了谈判，那时旁边还坐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及其父亲。那女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不要担心你那区区数千美金。我已经决心嫁给他了，我会让我爸爸来处理所有必要的事情，只要不让他进监狱。”我忘了我们到底追回了多少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王子”轻易地摆脱了他应受的惩罚。
除了在百老汇和第98街经历了兴衰成败之外，我还经历了华尔街的意料不到的艰辛。从1916年秋天的所谓“和平恐慌”开始，直到1917年我们卷入战争后的整整一年，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我在塔辛帐户里的操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我的计算来看，我的老朋友的若干股票，如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公司重组之后它们的实际价值应该比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但它们的价格同我握有的其他证券一样，因市场整体不景气而下跌；更糟的是连买主都没有了。塔辛帐户需要更多的保证金；但我却没法筹到以前从这个帐户里提走的钱，因为那些钱都还套在留声机、唱片及商店设备上。最后我不得不卖掉了部分教授所心爱的美国电灯和动力公司的股票，那又造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损失。帐户的保证金还是不够，因此帐户被冻结了。我对该帐户欠了一笔无力承担的债。更糟的是，我替塔辛做的资产管理不幸完全失败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间，我绝望地在金融区里徘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当真的。但当我返回时，已下定决心把事实告诉我的老朋友，并尽可能采取最佳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不用说，对我向来毫无怀疑的阿尔杰农对此大为震惊，但他很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他建议我每月向该帐户支付一笔钱，无论多少都可以，直至将这个缺口补足。这一金额定为每月60美金。这样的付款持续了两年，直至整个股票市场回升，而且我自己的证券组合也表现不错，可以不用再继续付款为止。幸运的是，塔辛仍旧信任我，尽管看上去这不值得。一年之后，我使他的财富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正是在这段经济相对拮据的日子里，妈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海兹尔的争吵又开始了。但是我的物质条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还清塔辛的债务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能够再次付钱让她独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独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于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与别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坚持独自一人生活。和儿媳住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那样难以释怀吗？难道她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坚强的个性？
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我除了每周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样，还有其他额外收入。每年圣诞节，公司都会发些奖金。在1914年12月，由于一战爆发而关闭了好久的证券交易所刚刚恢复业务，没有人指望圣诞节的奖金会很丰厚，事实上那年的奖金到处都很低，甚至一点也没有。圣诞节前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同一个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一起走。他指着百老汇100号隔壁那空荡荡的酒吧悲伤地说：“你肯定见过它在去年圣诞节及以前几年圣诞节时的情景。那时，这里挤满了我们这种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把大部分奖金都花掉了。”我强忍住不告诉他一件事，因为艾恩先生严嘱我不要讲出去：作为我对公司所做的种种服务的特别回报，艾恩先生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装有一张100美元的汇票。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约20美元给妈妈买了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电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东西；这个礼物使她又惊又喜。她几乎天天用那个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鱼之类的菜肴，直到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