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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人苦恼的几年里，父亲留给我们的钱全部用完或亏损掉了。母亲的首饰进了当铺，从未赎回。一个幸运的机会使我们摆脱了悲惨的生活，虽然并未摆脱蒙受的羞辱——母亲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帮助我们度过了3年暂时的苦难。
我想，母亲及其三个孩子每月暂时靠75美元左右的收入生活，这对一位夫人来说——几年以前还一直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有厨师、仆人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了。让我尽量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因为她是那么纯洁，无须任何虚饰。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当她走在大街上，周围跟着三个长大的儿子时，就好像一块微小珍贵的宝玉，托付给强大的卫士照顾保护一样。她的稳重高贵一定来源于她自己当时短小的身材，来源于她总是保持尊严和体面。母亲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但是她楚楚动人，足以到处引来羡慕的回眸。直到76岁突然去世前，她一直保持了面貌的娇美和皮肤的细嫩。
母亲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的勇气和人生观。丈夫的过早逝世使她失去了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余一切。她并未显示自己对丈夫戈萨克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但戈萨克之后的任何一个男士她都不屑一顾。
尽管好几个男士提出同她结婚，而且他们在物质上都有不少可以打动人心的优势，但她都坚定不移地拒绝嫁给她不爱的人。大约在她守寡5年后，一个中年丧妻的男士积极地追求她，此时正是我家经济最拮据的关头。我们在长岛巴勒公园区与莫里斯舅舅一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把我们当穷亲戚看待。那位男士接母亲去吃饭看戏。她自豪地带了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回家——这盒巧克力在我们看来如同无数颗珠宝那么耀眼。不久她唤我们到一个议事的房间去，宣布已有人向她求婚，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把意见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