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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这个红定瓷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要不然皇上犯不着着急上火。家里多一个瓷碗搁那儿，你就发火，是不可能的事儿。当时定州红瓷器在烧造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底下的大臣才开始拍马屁，去送礼。想送皇上，因为皇上节俭，不敢送，所以就送了贵妃。结果惹皇上生气。这段记载是北宋人的记载，所以非常可信。
宋代有个人叫周密，他在《志雅堂杂钞》上有对瓷器的描写：“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用大蒜汁描金，烧完以后永远不会复脱。这显然是对科学知识的一个误解。用大蒜汁描金，烧完肯定能脱落。当时你看着很漂亮，但是经过使用，很快就会脱落。
为什么用大蒜汁调呢？大蒜的黏度非常高。一般的瓷器破损可以用大蒜来修复。如果一个碗摔了，抹上大蒜粘上，你用手掰不开，不信你回家可以试。但是有一点，不能让水泡着。过去我在早市上买过残器，有的时候农民扛着碗来了，路上不小心就碰碎了，碎了以后卖得很便宜，就一块钱、两块钱。我买回去为了看整体的形状，就用大蒜粘起来，粘起来以后非常结实，你用手拿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拿水泡，一泡就掉。这是我实验过的，大蒜有相当大的粘结度。
宋代五大名窑到这儿就基本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一、五大名窑这个说法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叫《宣德鼎彝谱》，上面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宣德皇帝是一个雅好艺术的皇帝，当时宋瓷的款式典雅者，都要画成图让皇帝看，说明那时已经非常重视五大名窑了。
二、柴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又无可信的实物，今天依然是个谜。故五大名窑里没有柴窑。
三、北宋的官窑、哥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但都有实物存世。世界级的大博物馆，包括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都有大量实物存世。
四、汝窑、钧窑、定窑，窑址先后都被发现，传承关系非常明确，不存争议。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宋代的民间审美则跟官方不同，百姓都比较实际，强调世俗的感受，所以重纹饰，比较艳俗。比如民窑瓷器对文字的装饰就特别感兴趣，表达直接，可以取悦于大众，取悦于市场。
这两种审美，构成了宋代陶瓷美学的丰富多彩。下一讲，就从宋代的民窑中体会宋代的民间审美。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