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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会员们所作的第一个工作总结，这在当时对于调动和激发广大会员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指导和促进各级工会组织的各项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总结”中关于工会建设的论述，对建国后工会组织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各地工会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劳动模范运动，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其目的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鼓励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并保障发明者、改进技术者和合理化建议者的权益。这两个文件于8月11日经政务院第45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对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工人、技术工人和职员及一切从事有关生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知识、经验与智能，致力于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事业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文件，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由李立三倡导发动的生产大竞赛，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其中许多著名的模范典型如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方法等等，都是由李立三亲自发现、总结和树立起来的。这些典型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生产竞赛运动的深入开展，直到今天，这些典型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1951年1月17日，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这个小组在1950年中，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提前完成了任务，质量达到标准的99％。他们提出的竞赛条件主要是：团结技术人员，搞好师徒关系，遵守劳动纪律，注意生产安全，加强技术和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改进操作方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马恒昌小组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广大职工的响应，使原来迅速开展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倡议，率先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人日报》登载，登载时，还是根据李立三的直接指示“增加短评，立即在头版发表”而发表的。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竞赛热潮。
第二天，中国机械制造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国机械制造业全体职工发出号召，号召全国机械制造业职工向马恒昌小组学习，进一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随即，中国纺织、铁路、邮电、化工等各工会先后决定，号召所属企业职工迅速向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挑战，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竞赛。
23日，《工人日报》再次发表《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的社论。指出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是我国工人阶级用自己在生产上的实际行动来热爱祖国的一种表现。通过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先进生产小组之间的比赛，可以进一步把生产小组（工会小组）的工作搞好，把爱国主义的生产比赛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
29日，马恒昌给全国应战工友写信，对全国性的生产竞赛提出三点希望：一、要说到做到，我们小组首先要做个榜样，到一定时候，在报纸上公布成绩；二、不要光是向我们小组应战，你们还要向全厂每一个小组挑战；三、不要犯冷热病，要持久地经常地竞赛下去。
31日，青岛3万纺织工人向全国同行挑战，提前半月完成全年任务。
2月7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对这一自发的竞赛运动，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充分地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之更有计划、有领导地稳步开展起来。对马恒昌小组竞赛中的各种生产经验，更应有计划地大力进行宣传。
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已有1400余单位向马恒昌小组应战，推动了生产，创造了优异成绩。全国参加竞赛的单位2811个，有5522个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
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中，青岛第六棉纺厂青年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李立三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随即在全国大力加以推广。
8月7日，《工人日报》发表《重视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社论。
8月17日，中国纺织工会召开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各地优秀细纱工人及技术人员代表参加，李立三到会指出，郝建秀工作法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号召全国纺织工人打破保守思想，认真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增加生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纺织工会于8月22日至30日在青岛举办了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使之在全国纺织行业得以推广。
除去以上，在李立三主持全总工作期间，还总结推广了铁路系统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满载超轴500公里”运行经验；公路运输系统的“十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系统的“施玉海安全生产”经验和“马六孩快速掘进法”；食品工业的“李川江榨油法”；邮电系统的“郭秀云长话操作法”；建筑业的“苏长有分段连续快速砌砖法”等，这些都在各个产业系统中直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这些先进典型，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光荣旗帜。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2）
十、新中国工会工作的拓荒者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工会实践的蓬勃发展，围绕着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工会与党、行政、工人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诸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国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已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逐渐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与私的矛盾？在工人阶级内部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工会组织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工会与国家、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克服工会工作脱离群众的行政化倾向等等。
这些问题如不及时作出解答，就会影响对工会工作的正确指导。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当时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从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点。
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私矛盾问题，李立三认为矛盾是存在的。
1949年6月12日李立三在与陈伯达讨论一个理论问题时，谈到“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写道：“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公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里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的存在……在这里公私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公营企业中所有党政工团的组织，都应当强调这种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公营企业中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有一定的矛盾，这也是不宜否认的（否则就谈不上兼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几乎在工厂企业中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行政所处的地位与环境必然要多代表公的利益，而很难周到地照顾每个人的日常利益。工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它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不能不多关系每个工人的日常利益（即私的利益），而且只有多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才更便利于对工人进行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教育。这也就是行政与工会有时发生争议的根源……因此，这就更需要在工厂企业中实行党委制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把工厂企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来作出决定，就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顾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这样就可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