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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科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同志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虽然李立三夫妇照顾落难中的冼星海同志一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直到如今，一些了解此事的人们在谈论起李立三这件舍己助人的往事时，还都是赞叹不已。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2）
李立三与郭沫若之间，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特别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他乡——苏联，身处逆境，双方更是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由于路上耽搁太长，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尾声。
在苏联外国文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两人长时间的叙旧，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记》中，把他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作了较多的记述：
按照电话的约定，晚九时，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两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注：即《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著 ；《考验》，小说，别尔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夫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着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的大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高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40分钟。我们步行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郭沫若在随后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谈话，在座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7月26日，立三来电话，言6时将来访，届时，果来。
8月13日，上午，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译）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在郭沫若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期间，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当中，5次去拜访叙旧、探询国内情况。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访时，他就请郭沫若带回两封信回国。一封是带给党中央的，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的近况，再次请求党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一封是带给他自己的家属，里面附有他与现在妻子李莎和两岁的女儿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于8月16日离开莫斯科辗转欧洲回到国内，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办。
首先是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与李立三在莫斯科见面的情况，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终于促使苏共中央于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许他回国，实现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回归夙愿。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当面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你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
十、祖国终于召唤了
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3）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