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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筹组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提议，也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完全同意这一革命名称。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6）
做了上述工作之后，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不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黎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拟定了“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了“左联”纲领，党中央也讨论决定了成立“左联”的具体工作计划。
决定在“左联”内成立以潘汉年为书记的党组，直属中宣部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0年3月2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两人商讨过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请鲁迅面晤，在谈到当时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搞成“韧战”、持久战，不应赤膊上阵。事后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经发昏的头上浇了点冷水。
之二、李立三与“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负责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期间，护送刘伯承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一例：
据林聪写的《李克农传略》记载：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便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排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李克农带着刘伯承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
之三、李立三与中共早期无线电事业的开创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之四、李立三与“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母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7）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