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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也是供给学派税收理论温和版本的主要支持者——的看法来支持预期财政状况对利率的影响。盖尔和奥扎格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积极地向媒体和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宣传。结果，他们的工作受到广泛的注意，对不断加强人们在我们财政混乱状况问题上的关注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政府以外严肃的政策分析家经常感到深深的沮丧，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少能对政策进程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要产生重要影响通常不仅需要重头文章，还需要通晓如何赢得媒体、国会和华盛顿官方其他部门注意。
利率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要把财政状况的影响区分开来更加困难。而且，尽管长期来看基本面因素终将胜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市场的心理可能与基本面并不一致。比如，当经济和私人对资本的需求低迷时，市场可能很少会注意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利率可能保持较低水平，正如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情况一样。（尽管在这一脆弱的时期，较高的长期利率与联储所控制的较低的短期利率创纪录的巨大利差表明，赤字可能已经产生了某些影响。）
但不管在经济疲软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经济状况重新健康，私人对资本的需求就会增长。在某个时候市场就会关注长期财政状况，私人需求的增长就会与政府筹资以支付其预算赤字的需求冲突。实际上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赞同财政上的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尽管没有人能预测什么时候利率会对巨额长期赤字以及这些赤字对借贷需求的影响做出强烈反应。
让我把数字放进这些概念中来展示这对我们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多么大。当用来考察减税的影响时，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模型预计，赤字占GDP的比率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5％…0。7％。某些分析家用的是这一个关联关系中的较低的估计，因此，出于计算的目的，我认定如果赤字占GDP的比例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4％。
我前面曾经提到过，10年内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恶化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平均占GDP的比率上升7％。这就是说，从原先预计的盈余到现在预计的赤字的变动幅度是平均每年GDP的7％。由于占GDP比例的每1％的上升会使利率上升0。4％，每年7％GDP比例的变化将使利率上升2。8％（0。4％×7）。
10年期长期债券的利率是大约4。5％，这样利率上升的幅度超过60％。然而，情况实际上要糟糕的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关键的利率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10年期债券的市场利率即所谓“真实”利率。现在的10年期利率是4。5％，通货膨胀率是1。5％，这意味着真实利率是3％（也就是说，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3％）。用这个数字来计算，我刚才描述过的利率2。8％的上升相当于真实利率90％以上的上升。
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是考察当前财政政策的影响最准确的方式。然而，分析家所提到的常常只是预计的赤字。那么，如果把同样的分析用于10年期5。5万亿美元的预计赤字，平均每年占GDP的比例上升约4％。这会导致长期利率1。6％的上升（4％GDP×0。4％）。10年期债券的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3％，真实利率因而上升超过50％。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如果轻率的财政政策继续下去，到某一时刻市场会感到忧虑，不仅担心预计中的联邦政府对可获得的储蓄的未来需求，更担心出现更严重的财政混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可能要靠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纪律来解决长期财政问题。这样，市场可能还要在已经很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加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额外的“赤字升水”来体现这些风险。这一影响可能极其巨大，而且可能因另一种影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影响就是不稳健的财政政策会对外国借贷者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要求的利率产生影响。
此外，利率影响只是全部后果中的一部分。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还可能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1992年选举前的几年里，这一点很明显。庞大的结构性赤字还会降低海外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损害联邦政府提供美国人民希望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的能力，并减少我们应付未来衰退或紧急情况的余地。实际上，2001年时我们能增加国防开支，并能在不必冒利率大幅上升的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财政刺激以对付衰退，全靠继承下来的健康的财政状况。
除认为赤字不会影响利率之外，某些减税支持者还断言减税将提高个人储蓄率，增加工作和投资活动。这概而言之就是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初选时提出的理论——即，减税会通过对供应的影响而自我偿付其成本。但赤字是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1992年时，联邦债务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这一财政困境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和降低的信心，孕育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证明税率对私人储蓄或工作机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大多数主流学术著作都认为，利率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即便有也很小。因此，减税不太可能似乎对私人储蓄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会增加税后利息收入。占压倒多数的学术著作都认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决策并不会受到边际税率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发生有关税率的辩论的过去20年里，他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例外的是对家庭中次要收入者的收入会有某些影响。实际上，减税对工作动力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较低的平均税率使人们可能以更少的工作时间获得同样的税后收入。减税还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可纳税的特殊待遇（比如，一间更大的靠拐角的办公室）与可纳税的收入之间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确定公司薪酬方面我自己的经验是，税率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至少就最高税率的现有水平相对于我们曾经历过的70％甚至更高的税率水平而言。
有前科的支持者常常争辩说“动态变化”——即能影响供应面的预算规则——表明减税的成本可以自我偿付。2003年，国会预算局和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他们的领导者都是由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任命的——各提供了一个动态估算，反驳了这种主张。税收联合委员会对2003年的一次减税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减税本身的供应面效应对增长的影响很小，而就长期而言，减税的总体效果加上他们所制造的赤字对增长的影响即便存在也是负面的。与此相似，国会预算局对政府的预算案进行了总体考察，发现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小——且可能是负面的。
某些减税支持者主张，实际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由来自海外的流入资本来满足，而对利率的影响会很小。确实，全球资本市场会满足美国国内储蓄所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包括由赤字增长带来的需求。但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的利率和如果我们不需要这笔资本时的利率一样却是错误的。实际上，长期财政赤字对来自海外的资本的成本的影响，是这种赤字所带来的最重大的风险之一。依靠海外资本来偿付我们庞大赤字的部分或全部，意味着吸收更大的海外资本流入量，而这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资本有很大的母国偏向，这更加强了利率上升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我们的超额需求将会影响全球利率——这与较小的国家不同。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资本市场开始担心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健全，资本的供应方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使用其资本所需支付的价格。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国家身上发生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无纪律所致的这种潜在后果对美国尤其危险，因为我们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来支撑贸易赤字和巨大的储蓄差额。最后，经验研究表明，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是以反映了所有各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的，这包括了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因为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有限，有关赤字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应付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很容易被误解。比如，2002年1月，汤姆·达施勒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我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需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