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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后，当坐在纽约我的早餐桌前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布什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评论。奥尼尔对我们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并且说我们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论是过去的时髦，应该像“呼啦圈”那样退休。奥尼尔有关危机应对的观点是，通过让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失败，新政府就可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我喜欢保罗，我甚至不介意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但在我读这篇报道时我对自己说：他们说他们不会干预。但他们会的。
第二部 第43节
他们确实干预了。当2001年初土耳其危机爆发时，由于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布什政府介入。同年当阿根廷陷入困境时，布什政府对另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但在2001年末拒绝再次这样做。第二年，他向乌拉圭通过汇率稳定基金直接提供了美国资金，并支持对巴西的非常扩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不管政府在哲学上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援助计划，他最终都得支持，因为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都会深受影响。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在不确定的世界政治和生意第十一章政治和生意卸任财长一职是个需要进行管理的过程。1999年春，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程度减轻，有关弹劾的争斗也已结束，令人忧虑的事仍有很多——有些与我正离开的那个世界有关，也有些与我正想着回去的那个世界有关。
指定拉里·萨默斯作为我的继承人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在确定美国对亚洲危机的政策反应的实质内容方面，拉里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所提供的指导作用。但拉里并不只是一位严谨而有见解的思想家。作为一名管理者，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觉得，无论在工作还是在与政府、国会、企业界和金融市场打交道的能力方面，他都已完全准备好了。
记得有一次在幕僚长的办公室，有人递给我一张写着预算数字的纸。拉里和我一起开始研究这些数字，圈出某些，在某些数字旁打上问号，在空白处进行粗略的计算。拉里后来对我说，人们对写在纸上的数字有两种反应。有些人看着他们，认为他们是给定的，并由此继续。其他人则看着这些数字，开始置疑他们，寻找不一致性，探究他们的含意和他们所叙述的东西，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拉里和我都有这种性格，不仅关心数字，更关心各种各样的假定的确定性。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性格，使我们作为同事非常合拍。
对留下来的经济团队我也非常有信心。吉恩·斯珀林现在取代了我原来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多年来，对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吉恩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真的目标明确的态度：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积极应对国际性经济危机以及与教育和内城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第二个任期，吉恩围绕着诸如社会保障改革和正在出现的预算盈余之类的问题建立起了非常有效的工作机制。
这是更大的看法的象征性说明。先是在劳拉·泰森——她很有见解并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总统——其后又在吉恩的强有力领导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在6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对几乎所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类似诚实经纪人的工作机制，预示着他未来的成功。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理有所不同，这是财政部牵头的，但即使是这类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把相关的内阁各部和白宫官员聚在一起，对重大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一个简单的小插曲就能说明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这个创意的高明。在第二个任期内，有一次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提高钢铁进口壁垒的强大压力问题产生了分歧。麦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我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提高壁垒，以至于我们决定向总统递交一个联合备忘录。另一方面，吉恩和我也都同意这会损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机制，且只向总统提供了一面的看法。因此，吉恩启动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快速机制，向总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双方的观点，并把想表达自己观点的内阁成员的备忘录附上。通过严肃对待良好的工作流程，在公平而最有利于促成政策建议被接受的机制下，总统获得了做出在完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至于我的离职，我最直接的关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要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在6年半之后我已准备好离开，我不想任何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内部的意见不同或其他什么问题所致。市场参与者必须能安然接受我的继任者及其经济团队。一个特别的忧虑是吉恩对我提起过的：某些人可能会把我的离开解释成这意味着克林顿实际上已不再重视经济政策制定——或者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面临重大的经济问题，或是因为有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他余下的一年半任期中，总统在政治上无法再做什么事。我还很想避免在宣布与离开期间成为跛脚鸭——首席执行官在实际下台之前宣布辞职后，这种情形我在公司曾反复见过多次。部分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既公开谈论我的离职而又满足这些不同需要的方法。
身处企业的高级职位，下台可能带来许多需要管理的问题，但华盛顿一个内阁级官员的离职甚至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在私营部门时无须面对的后果。我把自己的离职看成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管理的机制。为实现平滑过渡，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于是，我请汤姆·多尼伦与我就宣布辞职以及如何管理宣布后参议院批准拉里的任命前可能五六个星期的时期的问题私下交换意见，他是前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从蒙代尔竞选时期就认识的政治内行。在与汤姆交谈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关于我在内部说些什么，对外说些什么，我应当对谁说，什么时候对他们说，困难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等等。我试图预见到所有的困难。
汤姆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为跛脚鸭的问题忧虑。“这种离职不同，”他告诉我，“直到你离开之前，你都是财政部长。你不会成为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