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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这和卡多佐和马兰选择AF来担任银行行长有很大关系，AF是一位深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市场经纪人，他在2月初上任。其迅速行动提高了利率，使中央银行变得更加可信。
与国际上对如何使私营部门卷入——我们的欧洲同事对此特别关心，他们把自己政府的钱提供给了巴西——日益增长的国际关注相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一直在寻找让外国银行“介入”的方式。这时，全球资本市场已经足够稳定，我们不用担心这会促使借贷人从美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抽回资金以回避风险。在纽约联储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西的主要美国银行债权人同意延长对巴西的贷款，而国际货币组织也同意提供额外的援助资金。不久，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拉丁美洲似乎已经结束，而全球都出现了经济更为健康的令人安慰的信号。
到4月份，情况似乎真的在变好。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正常运作，而恐惧感已经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储迅速的提供流动性和削减利率的行动。巴西又能在私人市场上借贷了。巴西经济实际上在1999年已经增长，而通货膨胀也受到抑制。韩国提前偿还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也能从私人资本市场上借贷了。其他亚洲国家也回到了增长的道路上。
复苏的模式尽管各国各不相同，但在我看来似乎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危机反应的正确。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尽管起初很痛苦，但随着出口递增带领危机国家重上增长之路，现在已成为复苏的基础。泰国、韩国、巴西这些自主推行广泛改革的国家，信心正在恢复，外汇储备正在实实在在地增长。国际贷款与政策改革的结合是行之有效的，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情况就复杂一些。汇率的下跌使他们更有竞争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减少。但对于政策方向、对于债务困难如何解决等问题的迷惑都对此投下了一层阴影。这些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投入他们的资金。
回头来看，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对付危机的办法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的合作和介入，帮助那些采取了恰当行动的国家扭转了金融混乱局面。这些努力带来了经济基本面和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极大改善，并帮助避免了更严重的、可能严重影响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性危机。
第二部 第42节
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成功国家”也就走出危机了。随着危机感的消退，有许多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活动再次变得困难。有一个问题，看得越仔细就越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政策完美无缺。许多人在解释那些遇到严重麻烦的国家的错误时方式都过于简单。不管其经济政策和措施显得有多么健康，每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都远非完美。
我记得，卡罗琳·阿特金森曾在我们团队的许多会议中一次提到过这一点。在巴西危机的那一个时期，我们有一大堆人围坐在会议桌前。某个人说，巴西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国际货币组的援助计划应该更容易发挥作用。用经济术语来说，那是个“好”国家。
卡罗琳蹦起来说：“是啊。而如果他们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那我们就会说他们一直都是不可救药，并回过头来找他们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糟糕的政策。”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评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健全的政策和结构性问题，也有着各种优势。如果美国面临某种经济危机，人们会指出一大堆问题来作为理由——我们的低储蓄率，庞大的贸易赤字，非常高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水平，现在我还可以加上深受困扰的长期财政状况。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但我仍然对危机心理消失的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人们会很迅速地忘记痛苦经历带来的教训，而这会导致糟糕的决定。一个例证是，韩国刚能从私人市场借贷后发生的事。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能以合理的利率从私人市场借钱会为韩国危机后的经济带来信心，强化该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政策走向可信度，并促进增长。
新的韩国财政部长在前往纽约签署新贷款协议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但在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们之前，我们的人告诉我说，这位部长不打算继续贷这笔贷款，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他利率会比他所期望的高25个基点——或者说是1％的1/4。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一年前还处在无力偿债的边缘，那可能是会有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在这个政府在自己能借款时仅因为25个基点就不借了吗？也许他是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能支付比某人所认为的合适价格更高的价格——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通过这次债权发行，韩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树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25个基点。
韩国财政部长和他的翻译走了进来，他们都坐在我会议室的桌旁。我们开始交谈，我说：我知道你们打算筹措这笔资金，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利率高了25个基点。在重新树立你们自己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2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又有什么分别呢？”
财政部长回答说，25个基点就是25个基点。我们不应当付这么多。我告诉他我跟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拿到就把钱拿走——市场上情况可能会变化的非常快。如果这次发行进展顺利，韩国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利率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撤出会再次在投资者的心中激起疑问。但我们的争论还是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并不真的关心你们做什么。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会谈中，每一个人都望着我，好像我已经丧失了理智。可能我是，但是暂时性的。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对危机应付得非常好。但我这种反应是针对聪明人在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短视而做出的。我在高盛公司曾多次见过这种行为，经纪人和客户都有。陷入困境的人获得了一个可能是短暂的逃脱机会。而这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忘记几天前的困境，而重又为0。25个百分点争吵。
到1999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已经待了6年半，打算离开了。桑迪·伯杰曾这样评论在政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因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而负面因素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对我来说，这二者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自己想摆脱一直肩负的重担。现在，弹劾斗争已经结束，亚洲危机已经平息，出现了一个我能离开的时机。我并没有抛弃处在困境中的总统。如果有新的经济问题出现，有拉里在财政部，吉恩在白宫，政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不想强迫自己的运气再坚持另外一个0。25个百分点。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