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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部，我仍然以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的身份承担某些责任。但我担当了某种新的角色。就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而言，总统的言行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或构成）因素。但财政部长在任期间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作为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一个在实践中长期得到尊奉的角色，我在增进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承担着责任。这意味着，我的信誉现在远远不止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很快发现，我的信誉时刻可能因为实质性错误或不经意的言辞——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言辞，但人们没有按我所预期的那样对它们进行领略——而遭到毁损。我还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我所担任的新职务必然使我有时遭遇严厉无情的人身攻击。
我所承担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悖论，但遗憾的是，它并非总是很好地为人们所领会。在某种层面上，信心和信誉属于感知方面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知：经济环境有多可靠，某一届政府处理经济政策的能力如何，总统在职期间的工作效果如何以及财政部长在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感知并非源于幻觉，也并非可以被不顾时效地加以利用。经济信心以及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可能有时——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但他们终究以现实为基础。因此，把信心和信誉本身作为追求目标基本上是徒劳的。试图创造某种经济强劲势头的印象，这种举动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为影响经济或市场而在公共关系方面进行的努力或尝试不能改变根本现实。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总统或财政部长，这类举动只会削弱其信誉，破坏其（向人们）注入信心的能力。
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种见解，即：用公共事务开支对赢利企业进行补贴——许多这类补贴深深固定在税法中——造成浪费，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使用“公司福利”这一术语具有煽动性，可能会使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因此对经济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列席旁听了许多有关独立选举人的讨论，从而感觉到，对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这部分选举人对任何听起来像是阶级福利的东西都很反感。克林顿为抵制这一旧有模式——反对大企业的民主党人——而费了不少周折。他赢得了商界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其程度令人惊讶。使用听似对企业具有敌意的措辞可能会损害这种信心，给经济以及本届政府造成危害。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里，里奇一直是政府内尤其具有团队精神的一名成员。他与克林顿私交甚密，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追溯到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本可以轻易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有关程序。但就我的观察，他从未这样做。但现在，在未经任何内部讨论的情况下，他独自冒险闯入一个新领域——从言辞和实质内容看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我们（过去达成）的谅解不相一致。我们商定的程序是，如果经济顾问班子的成员产生分歧，并且不能在他们内部解决自己的争论，他们就应该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种程序，把有关问题提交到总统那里，由他做出决定。接着我们都可以公开支持这一决定——无论其内容如何。如同某个与我产生严重分歧的人那样，鲍勃现在的行为使我陷入麻烦的境地。即使他单独谈论这些问题，他也会看上去像是代表本届政府的立场。但如果我发表与之相反的见解，那就会使本届政府看似处于分裂状态。程序可能是一件需要精心加以维护的东西：我不可能像鲍勃那样行事，因为这必然引起混乱。经过某种讨论，鲍勃同意不（再）使用那类措辞，因为他毕竟与其余成员一样，对我们作为一个经济顾问班子所从事的整个工作持支持态度。我们同意就相关问题——（针对）公司的最佳做法——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迪克·莫里斯的暗中运作，白宫内部的讨论开始受到影响。1995年春，白宫人员惊奇地发现，总统另设了一个由莫里斯领导的、完全独立的顾问班子，后者是一位民意测验经办人、政治顾问，曾在阿肯色州为克林顿工作。我与莫里斯没有多少相互交往，但我认为，他的某些视角——比如对独立选举人的关注——在政治上是有明智的。但问题又一次涉及某种固定程序的必要性。总统向任何他觉得有所助益的人征求意见，这合情合理。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不应绕过白宫的固定（程序）结构，这种绕行产生了各种问题。
第二部 第15节
1995年4月，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财政部雇员以及一些财政部雇员的家属。我与总统和其他政府成员一同飞往俄城面见遇难者亲属并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克林顿总统在那个仪式上的演讲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令人感动。在与遇难者亲属会面时，我曾极力搜寻恰当的措辞，因此，对总统那种在一个震惊和悲剧时刻给这些亲属以及全国带来安慰的能力，我不仅欣赏，而且敬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以及克林顿总统对他们的反应——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苏公众对政府的尊敬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就总统在美国人民中的地位而言，他们也成为某种转折点。
克林顿的政治转变在预算战过程中展现了出来，这场争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政府两度停止办公。我记得，那场冲突刚开始时，就在我们结束在内阁厅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斯蒂芬诺普罗夫告诉我，我们将就共和党人提出的老年医疗保健削减而对他们进行攻击。乔治说，金里奇提议大幅度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从而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将抓住这一错误，对他死缠烂打，直到1996年大选。吉恩·斯珀林曾把乔治说成是一位政治天才，但在我看来，乔治似乎只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围绕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的削减来组织一场总统竞选，这看上去似乎难以想像。我记得自己与拉里·萨默斯一同笑了起来——这种取向显得如此不够大气和充分。
当然，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支出从抽象意义上看也许不受欢迎，但某些具体项目却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试图削减2700亿美元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并按大致同样的金额减税——其方式主要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特别具有利用价值的问题。1993年，共和党人非常成功地将赤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此后，克林顿政府日益成熟起来。这次，当我们的对手制造歪曲我们政策的棱镜时，我的同事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总统告诉我，1993年，我们“离开了战场”。1995年，我们没有离开，而是顽强战斗。当然，预算冲突涉及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是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总统对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备加关切。他在我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老年医疗保健补贴是一件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事情”，间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这一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势力强大的游说活动。“但我不会让他们破坏——仅仅因为无人关心帮助穷人的计划——（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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