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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世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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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斯特凡诺普罗夫,此人因一些原因我未能在总统竞选期间认识他,在我去开会的路上叫住了我,他说总统正处于困境。如果克林顿决定设立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目标,他就无法遵守其对削减中产阶级税收和各种有关国内事务的承诺。乔治说,不能期望总统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而且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无法判断是否是乔治不希望克林顿在那天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或者只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受点挫折。  
  无论如何,乔治都错了。关于那次会议,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在利昂和艾丽斯·里夫林摆出了所有的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的具体细节后,克林顿停止了谈论,说:“我明白了。”克林顿说赤字削减已经成为“门槛”议题。他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当选总统就是要处理经济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使经济恢复到正轨上来。”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克林顿可能在开会之前就已经有这一观点了,因此他才如此迅速、如此解决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在剩下的会议时间里,我们将克林顿的观点具体化了。劳拉·泰森、阿兰·布兰德——普雷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劳拉的副主席,和拉瑞·桑么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已被任命为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三人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框架。他们阐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方式来降低赤字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这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不断攀升的赤字使利息率停留在高水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赤字费现象。在此后的许多场会议上,我们仅仅讨论财政赤字对带动经济增长的债券市场利息率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该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投入,阿兰·格林斯潘通过引用公布了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职员作的赤字影响模型已经告诉过我们中的很多人,他在每年的赤字削减上对长期利息率按每一百亿美元制定了0。1个百分点的降低,而国内生产总值将为6。6万亿美元左右。(作为该话的一个旁白,这可解释为每削减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利息率就会降低0。66个百分点。)很明显,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将是决定市场利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了解格林斯潘的观点会帮助我们将其可能的反应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方案中。  
  利息率效果仅仅是财政合理性讨论的一个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进行更充分的分析,但是这是当时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基于对长期财政发展态势以及对重建财政纪律可能会面临的巨大政治困难和与之相反的我们的政治体系将试图通过采取通货膨胀来缩减实际债务两个方面风险的预期,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我们认为,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长期利息率应该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这种扩张效应将超过凯恩斯紧缩效应,反过来,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扩张效应将超过其对利息率的不良影响。和美国一样,在日本、欧洲和中东,如果投资者相信一个合理的财政模式将被重建的话,他们将增加其对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的需求。而降低利息率会刺激消费者支出更多,商人则会投资更多。这似乎是我们在一个普遍不确定的时期里刺激经济、推动强劲而持久的经济复苏的最好策略,因为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仍很疲软、失业率超过了7个百分点而且恢复经济增长的试探性。  
  看到一群民主党人围坐在阿肯色州的一张圆桌前谈论国际债券市场,许多人可能会很吃惊。而且我们的会议重点是国际债券市场,而不仅仅是美国债券市场,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我认为,那些正在回顾十几年前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将克林顿政府看做是一个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新技术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的政府。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命名这一时期,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个深刻理解上述议题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美国总统。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确保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公正的展示,但是我也按常规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为使我们能够达到劳拉、阿兰和拉瑞所说的更低的利息率,金融市场将必须相信本届政府对财政赤字问题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超过十个的非物化的承诺已经造成了很能让人理解的怀疑。我所关心的是,建立金融市场信心可能要花超过人们想像的时间去实现。我记得这么一句话,对于建立市场信心和创造一个真实的经济影响将需要多大的财政赤字减少而言,没什么规律可循。在一个有6。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里,几十亿美元——一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么小的一个部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在华尔街的经验告诉我,绝对数量的一个较小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市场心理的巨大变化: 你用34。125美元买进大宗的股票和以35美元买进同样数量的大宗股票其间的差别要远远超过12。5美分这一数字。或者,像我在高盛时的投资伙伴鲍勃·纽钦经常说的,对我们而言,支付给某人二十五万美元要比支付给他24万美元好很多,因为,一百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这么多的收入对获得这笔收入的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多支付的这十万美元对整个公司经济的影响。5年期限内小数额财政赤字的削减带来的影响与此相似,即对整个国家经济总量而言数额很小但对市场而言潜在影响十分大。  
  回顾过去,克林顿经济计划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也许比其对利息率的影响更重要。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赤字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对其应尽责任的无法胜任的一个标志了,一个我们的社会无法应对更为普遍的经济挑战的标志,例如我们全球竞争力就面临很大问题。财政纪律正在恢复的观点是更低的利息率和增长了信心的结果,而这些又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投资,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更低的失业率和提高了的生产率。一些人曾反驳说,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的迅猛增长仅仅是对20世纪80年代就已到来的新数字技术的推迟反应。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在日本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里同样获得了新技术,但是却没能取得同样的生产率的迅猛增长。极少的投资很有可能是由存在于日本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僵化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富有经济弹性的美国,投资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如果没有增长了的信心和降低了的利息率这两点,也很有可能不会有如此迅猛的增长。  
  在经济繁荣期和在萧条期一样,因与果会变得很难区分。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再结合更低的利息率,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赤字削减有助于经济增长,通过提供政府收入这又将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因此,该经济计划的财政效果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政策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共同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个如我们针对债券市场做出的这样一种计划来反映对股票市场的潜在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改善了的财政状况和经济条件对股票市场的推动,相似的现象已经出现,而这又将反过来导致赤字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够完全地预测到恢复财政纪律将对经济信心产生的所有影响,但是在小石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个可信的计划将对利息率发挥作用。和此后的一些报道相反,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认真的赤字削减计划肯定是必要的。我记得劳埃德本·特森,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强有力的阐述说,我们必须在公众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很高的最初几个月中办那些艰难的事情。我们一入主白宫,保罗·贝格拉、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贝格和曼迪·格朗沃尔德这些政治顾问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项目政治方面的担心。因为我对债券市场的关心,詹姆斯·卡维尔甚至开始喜欢把我叫做“尼克”,即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尼克·布兰迪(尽管詹姆斯总是眼中带着狡黠的神色这么叫我,而我每次想起这个昵称时总会笑起来)。他们认为赤字削减不能产生选民的政治支持,而且通过遵从降低中产阶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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