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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带着几套西服和一捆书飞往华盛顿，并住进杰弗逊饭店的一间套房。离开家给我一种奇怪而空虚的感觉。朱迪对在华盛顿生活没有兴趣，我们的计划是她每周来看我一次，而我则在每个周末回家。我们两个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将搬回纽约。整整26年，我的两个住所就是我在高盛的办公室和我在非商业区的公寓。现在我走进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世界，从一个已确立的位置——高盛资深合伙人，转变为担任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机构的主管，这一职位对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新的。
我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挑选能够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含义转变为实际运作的职员。我第一个雇佣的职员是西尔维亚·马修斯，她曾担任吉恩的竞选代理人。当我无法在电话中和吉恩直接通话时，我曾和西尔维亚谈过有关媒体的事务，并发现她对这方面很了解并且十分擅长作巧妙评论。作为一位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兼麦肯锡公司的顾问，西尔维亚来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镇，说话有当地口音。由于具有很强的组织技能，西尔维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的人事主管，组织我的事务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
接着，在鲍勃·斯特劳斯的非常熟悉华盛顿政界行政助手的维拉·默里的推荐下——我多年以前就认识并赏识维拉——我和琳达·麦克劳林进行了会谈。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并在公共部门机构中有很长工作经历的琳达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名雇员。她是我的秘书、日程安排员和全方位的管理人，而且事实证明她在一个常常会使人因重压而失去耐心的环境里仍能够不知疲倦、办事有效并保持一贯的幽默。
在斯图·埃森斯塔德的建议下，我决定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有两名助手，一个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另一个则负责国际事务。我和波·卡特尔进行接触，打算让他做国际事务副主席。波有头脑、判断力强，他在卡特总统时期的管理与预算局中任职的四年政府工作经历也得到了良好的评价。我还想让吉恩·斯珀林做国内事务副主席，因为他十分熟悉这方面事务，认识所有的克林顿政府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传播信息能力并且在竞选活动中工作十分有效果。我对吉恩的钦佩使我十分紧张，但是在那时我仍有些疑虑。由于他总是喜欢在早上开个会（有时会在会后才回电话），并且他的办公室总是堆放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吉恩的习惯可能会被认为有些乱七八糟。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像是井井有条。我无法想像出他是如何办到这些事的。因此，我给几个认识吉恩或曾和他共事过的人打了电话，包括后来的纽约地方长官玛里奥·库莫和耶律大学法学院的基多·卡拉布雷西。二者都极力推荐他，尽管基多提到吉恩将他的部分法学院生涯花在了他的汽车上（吉恩声称这仅仅是关于他车子后座的一个玩笑）。吉恩和西尔维亚都在克林顿的两届任期中担任不同的职位。经过这些，西尔维亚培养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吉恩则成为政治程序和经济事务方面老手。八年时间里，他们二人成为政府管理界的最耀眼新星。
招录了波、吉恩、西尔维亚和琳达后，我们开始着手雇佣专业职员。波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工作领域的分析表明，我们大概需要二十名专业职员。当哈罗德·伊克斯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不超过十二个人员额度时，我们已经对申请这些职位的人进行面试了，当时哈罗德·伊克斯正在帮助做过渡期政府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副人事主管。我告诉哈罗德我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无法在这么少的职员情况下正常运作，但他说政府编制已经被克林顿竞选承诺——将白宫人员数量削减百分之二十五而封闭了，十二人就是调整后的人数。
和波和其他人协商后，我打电话给麦克·麦克拉逖——未来的人事主管。我只是在最近才和他相识，但我告诉他，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无法运作，据我判断这将至少需要二十人。如果预算太紧而无法提供这么多的职位，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想法而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协调经济政策。对我来说，那是个寒冷的时刻。我已经放弃了一个华尔街的主要职位，那是无法撤消的，而我现在正站在一无所获的边缘。麦克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法。但是，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将腾出更多人员位置给我们——不像我想要的那么多但已经足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正常运作用了。接着，我从肯·布罗迪那听说麦克曾打电话给他询问该怎样对待我，肯是高盛的合伙人，也是克林顿一个早期的支持者。肯告诉麦克我很可能是动真格的。肯是对的。我坚信在分歧面前应尝试达到一个合理的退让，但我也坚信不能跨越我认为的基本底线来接受因此造成的可能后果。我不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没有足够人员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我也不打算做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相似的插曲在克林顿第一次任期的后半期发生了，就在我搬到财政部并和管理与预算局就我们的预算规模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理解削减预算的需要，但我感到如果我们的资金减到低于一定水平时，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运作该部门。我的处境是，如果我们的预算不得不削减到某一水平线以下，我会理解预算紧张，但是政府将不得不另找一个对在这种条件下运作感觉很合适的人来掌管该部门。当其他人感觉到我的去意时，我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收到了我们可接受的最低预算水平。后来，西尔维亚和拉里·萨默斯说，他们曾试图理解我是怎样控制谈判的。西尔维亚说：“为了能使工作进行下去，你必须准备牺牲一切。”正如西尔维亚指出的，我的立场正好是有效的，因为我不是在谈判，而是在阐述我对一个重要职位的承诺。
我们被委任开发一项经济计划，但是我对一个总统经济计划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草拟它都还毫无概念。我为此向利昂·帕内塔进行了咨询，他曾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告诉我们要为总统提供一个听起来合理的预算。因此，一月七日在小石城的地方长官官邸举行的全天会议上，利昂起草了预算可选方案，我们把重点集中在将这些可选方案作成克林顿的备选财政和项目途径。围绕这个会议，每件事都成为了重点。
第二部 第6节
做预算提出的每一个有关如何分配联邦政府资源问题，诸如应资助哪些新项目、哪些原有的项目应对其进行改造或是终止、哪些项目应增加投入、哪些项目应减少投入以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应把钱给谁？做预算还让我们直接面对刚刚出现的紧急重大问题：如何将克林顿提出的所有成本高昂的建议，如全方位的医疗保险、福利改革、中产阶级的税收降低、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等和不健全的、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现实相平衡。尽管我们尝试实现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的削减，朝着克林顿的竞选承诺——在四年任期内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方向努力，但是，很显然，在第一年，所有这些建议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实施。会前，我向当选总统递送了一个备忘录介绍有关此次小石城会议的情况，告诉他无法像其竞选期间所出的全部承诺那样大规模地削减财政赤字。
我们在各个经济官员中分配了撰写情况介绍资料的任务。利昂负责预算部分、劳埃德·本特森负责税收部分、劳拉·泰森——未来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负责各种政策选择的影响和经济展望部分。我任务是使会议保持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此次会议既是当选总统和他任命的内阁成员首次一起工作，也是这些内阁成员第一次在总统在场的情况下一起工作。在总统宣誓就职后的仅仅几个星期内，就要拿出政府经济计划，而我们则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去综合大量的相关资料。当我和克林顿会前在一间小餐厅见面时，我对他说，他要提出所有他想要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会议能够进行下去。他笑了起来并拍拍我的肩膀，答应到“好的”。
乔治·斯特凡诺普罗夫，此人因一些原因我未能在总统竞选期间认识他，在我去开会的路上叫住了我，他说总统正处于困境。如果克林顿决定设立大规模削减财政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