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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第一部 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