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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学研究会 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
〔5〕 创造社 参看本卷第7页注〔5〕。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6〕 波斯诗人 指莪默伽尼谟(OmarKhayyám,1048—1123)。
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Yellow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7〕 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1866—1941) 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1869—?保梗矗担砉笳髦饕迮耍欠吓纱怼?
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AAfAd^a‘TJ,1870—1938),俄国作?遥赂锩筇油龇ü笥谝痪湃吣昊氐剿樟F涯╢AAAN^JTJ,1870—19?担常砉骷遥赂锩筇油龇ü0蔡乩捶颍窗驳铝曳颍砉骷遥赂锩筇油龇依肌?
〔8〕 阿尔志跋绥夫(M屏c‘QhVIjGL,1878—1927) 俄国作家,一九二?晏油龌场K舐薰挪╥AUKFK'^V,1863—1927),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9〕 勃留梭夫(DAFAN‘oSKL,1873—1924) 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BABAMIbOKLSOJ,1893—1930),通译马雅可夫斯基,苏联诗人。他?拇碜鞒な读心贰ⅰ逗谩范夹丛谑赂锩蟆Q抢帷⊥卸固痪乓痪拍昵染庸猓痪哦昊毓院罅⒈沓て∷怠侗说么蟮邸贰ⅰ犊嗄训睦獭返取?
〔10〕 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1〕 “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 通译“谢拉皮翁兄弟”。?痪哦荒暧陕状摹⒆笄倏频攘俗槌桑痪哦哪曜远馍ⅰK拿剖墙栌玫鹿∷导一舴蚵囊徊克木肀径唐∷导氖槊?
〔12〕 淑雪兼珂(MAMAGKjGJOK,1895—1958) 通译左琴科,“谢拉?の绦值堋蔽难盘宸⑵鹑酥弧U饫锼幕埃痪哦辍段难г又尽罚ǘ砦模┑谌谒亍堵圩约杭捌渌芬晃摹?
〔13〕 瓦浪斯基(AAdADK‘KJSOT,1884—1943) 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14〕 《烟袋》 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论“第三种人”〔1〕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2〕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3〕,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4〕。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5〕(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6〕,“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砝砺奂遗貌桓易髁耍蛭骷以谖醋髦埃陀辛吮宦畹脑ジ小?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7〕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8〕: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