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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
“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
但我又有几句声明——
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４〕），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
三，庋睦衷埃沂遣桓疑先サ模锩难Ъ遥昵嗝裁溃莅状胶欤缗撕耗暌读榉？〔５〕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６〕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７〕，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８〕但现在仍要自己出手来做一回，一者因为我不是咖啡，不愿意在革命店里做装点；二是我没有创造社那么阔，有一点事就一个律师，两个律师。
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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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郁达夫的《革
命广告》之后，题作《鲁迅附记》，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 指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所载的《“上海珈”》，作者署名慎之。
〔３〕 “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是成仿吾的话。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载
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
，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４〕 “时代错误” 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当时的文学出版物“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５〕 潘汉年（１９０６—１９７７） 江苏宜兴人，作家。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
〔６〕 “满口黄牙” 《流沙》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
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
〔７〕 叶灵凤的画，载于上海《戈壁》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１２〕。
〔８〕 指收入本书的《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革命文学家”，指潘汉年。他在《战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假鲁迅与真鲁迅》中，挖苦鲁迅的启事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Ｍ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
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
文坛的掌故〔１〕
来信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
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
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