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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产须当卖，寸土何曾到九泉。”1918年，楚萍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英租界被捕，判刑7年，其妻闻知，把自己陪嫁田产全部卖掉，为其交款疏通，将7年改为5年，楚萍先生知道后，十分感动，决心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他身体孱弱，第四年便死狱中，一个不羁之才，就这样被旧社会吞噬了！父亲对他夫妻的遭遇深表同情，曾无限痛惜地说：“封建婚姻，诚杀人之道也！”父亲为了缅怀楚萍先生，曾于1933年9月1日在上海《金刚钻》月刊创刊号发表《怪诗人张楚萍传》一文。
郝耕仁伯伯，安徽怀宁石牌人，长父亲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在上海父亲和他相识，他不遗余力提携父亲，父亲视他为良师益友，两家成为通家之好。耕仁伯父是“五四”时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为传播新思想做出了贡献，为人狂荡不羁，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笔名大颠。
1917年的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倜傥不羁的耕仁伯父，约父亲一同出游，两人在安庆会面，到了上海，耕仁伯父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父亲问他何故，他说要学《老残游记》中的
第12节：青年时代的挚友（4）
老残，一路卖药，专走乡间小路，边看山水，边察民情，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直至北京。这个计划太浪漫了，让人怦然心动。耕仁伯父是老新闻记者，阅世丰富，他说行，父亲还有什么顾虑？于是便完全依他主张，收拾两只小提箱药品，便出发了。
他们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安步当车，由仙女庙到邵伯镇。邵伯镇位于运河之滨，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跨过运河，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这本来是一个人烟杂凑，热闹繁华的市镇，他们原想在此卖药、买药，考察一下世风民情，然而发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种惶惶不安的神色，人流中，还夹杂着背枪的丘八。回到旅店，店主人告诉他们，对面房间住进了镇保安团的人。前面有战事发生，随时能把他们两个当做敌方探子抓起来，劝他们赶紧离开，可是他们除了药，没有回去的路费怎么办呢？可是店主人看他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怕惹祸上门，就一再催他们走，他们只好把药减价卖给西药店，打道而回，浪迹燕赵，观览北京的壮举，自然是“老残梦断”了。
次日傍晚，他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船前往湖口。这次半途而废的流浪史，对父亲影响巨大，事隔30年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说：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付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总共只有几十枚铜元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
这次旅行，使父亲长了许多见识，而对耕仁伯父乐天知命的态度，又极其钦佩。这些对他的成长，是影响很大的。一直到晚年，他还常和我们说起这一节流浪小史，说到兴奋处，会嘿嘿地笑起来。
1919年的初春，耕仁伯父要去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举荐父亲接替他芜湖《 皖江报》总编辑的职务，父亲顾虑自己没有经验，又年轻，不知是否能够胜任，耕仁伯父写信鼓励他：“他们信得过我，自然也信得过我推荐的人。”于是父亲凑了三元川资，到芜湖《皖江报》走马上任，当了总编辑，那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一干就是30年，是耕仁伯父指引他走向新闻与文学之路。
父亲曾撰文述及他在《皖江报》和耕仁伯父的一则趣事。因为编报，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耕仁伯父到编辑部找父亲，看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顺手拿过纸笔，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阕《丑奴儿》嘲谑父亲：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
父亲看了立即于纸角答了半阕：一刀一笔一糨糊，写了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
两人相视大笑。
1940年3月21日，父亲在重庆《新民报》发表《哀郝耕仁》一文，对老友的病故，惘然若失者竟日，对他的人品道德，无限敬佩，而对耕仁伯父最后给他信中的“少壮革命，垂老投荒”8个字，则被深深打动！
父亲除了为郝耕仁、张楚萍二位故友写传与悼文外，还把他们写进小说《八十一梦》中。在《天堂之游》一梦里，写“我”到了天堂，看见的都是兽面人身的贪官奸商，偶见两个九天司命的言官———灶神，却是刚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污，这两位灶神恰是“我”的故友，郝三（耕仁）和张楚萍，在杯酒叙旧中，得知“我”攀交了新任督办天蓬元帅猪八戒时，便都悄然而去，不失交友之道的留下打油诗规劝“我”：交友怜君去友猪，天堂路上可归欤？
故人便是前车鉴，莫学前车更不如！
父亲说，这样写，是为老友虽失志于人间，却要让他们得意于天上！
第13节：主编《夜光》与《明珠》（1）
主编《夜光》与《明珠》1919年的秋天，父亲辞去了芜湖《皖江报》的工作，虽然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报社主人再三挽留，他还是想去学习和见世面。于是当掉了皮袍，向一位卖纸烟的桂家老伯借了10块钱，就搭了津浦车北上，到了那一心向往的北京。
北京的九、十月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不冷不热，无风无土，水果飘香，枫叶染丹，父亲一下车就喜欢上了北京，在事隔30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眼的印象：“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房，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①当晚，父亲住进宣外大街一家安徽会馆。“会馆”原是各省市同乡会为进京举子会试而设的免费“招待所”，民国后，变成为流落在京候差、找差人士不要钱的同乡公寓，并有为单身住宿者提供的廉价伙食。
翌日，由同乡王夫三先生引荐，父亲认识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先生，秦先生欢迎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不过月薪很低，只有10元，父亲初来乍到，不是为了钱，就欣然同意了。一言敲定，先借给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他交付了会馆里的伙食费，又寄还了桂家老伯借给他的钱。万事开头难，这个“头”还不错，父亲心里着实高兴，一高兴，就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时，正值“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在当日晚上，把他全部家当仅有的1元钱，买了戏票，去听梅、杨、余的戏，这件“倾囊豪举”，是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到了晚年，还笑呵呵常常提起。另有一件遗憾的事，也与京剧有关。他非常想一睹被梁启超誉为“四海一人谭鑫培”的表演风采。父亲在上海时，正好谭氏也在申演出，但是父亲一文不名，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钱去买戏票。等到了北京，谭氏已作古3年，终是未能欣赏到谭鑫培的艺术，父亲为此抱憾不已。说起京戏，还有一件事，让我永不能忘。1958年，梅兰芳先生率团在京演出，那时买一张梅兰芳的戏票，是难上加难，我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戏票，兴冲冲回家，让父亲去看，我想他一定会喜出望外，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说他不想去，让家里人去吧；我告诉他，这戏票是千难万难，特意买给他的。父亲的回答是：“梅兰芳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适宜的了，我要留一个美好的梅兰芳在脑子里，所以就不要看了。”父亲的话先是让我讶异，后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有想到父亲对美的追求是这样的严格，这样的认真，对他来说，美是神圣的，要求是美的极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贬损，父亲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既让我受到震撼，也让我受到教育！
父亲到北京，原来是想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但是先必须解决糊口的问题，所以只有先工作。他初到北京，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