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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簃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四”时期，“易家钺”三字，在北京大学及京师，是名噪一时的。易君左先生任扬州教育署署长时，曾因一篇《闲话扬州》文章，引起扬州市民不满，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只添了一个字，成了一副浑成工稳，妙趣天成的绝对：易君左矣林子超然尽管易君并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联一出，无不为之如出天籁而叫绝！易君左先生有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我少年时曾捧读过，惜年代久远，除书名外，内容都已不复记忆。父亲从上海移居南京时
第38节：创办《南京人报》（3）
，曾在叶古红先生家度除夕，母亲和叶夫人魏新绿先生均作天津女儿装，各着一袭红袍，父亲高兴感慨之余，曾有句：“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闲”，易君左先生读后，喜而和而至再。
叶古红先生业中医，但却喜欢和文人往还，自己也喜欢做诗填词，故张慧剑叔称他为“诗医”，医上冠之以“诗”，朋友们都认为是慧剑叔谑而不虐的调侃，但叶古红先生却笑而纳之，居之自喜，他和父亲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绿先生是母亲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戏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时粉墨登场，内外行都称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艺名在上海广播电台教唱京戏。后来叶古红先生病逝，父亲想起他们的友谊，悲悼不已。父亲原来曾答应给叶先生画一幅红叶长轴，但由于忙，一直未能兑现。叶死后，父亲想起来就感到歉疚，为了实现承诺，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
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
第39节：创办《南京人报》（4）
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