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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此事件，并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在未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打击的恶劣作风，在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张扬，更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制造种种障碍，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同意后，到格伯乌机关查阅有关材料，也遭到拒绝。于是，瞿秋白决定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如下结论： 中山大学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但毕竟摘去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经过“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以鲍罗廷代米夫任校长的建议。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 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与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张国焘对米夫的不满，都传到了米夫的耳朵里，从而加深了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斗争愈来愈深。
莫斯科红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在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到来，使中山大学的斗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工人骨干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这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李剑如和余笃三。这样就给王明宗派活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引起了王明等人的忌恨。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广大学生形成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
为了解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矛盾，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由于瞿秋白到外地度假，张国焘便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不曾想，在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就与米夫等人发生了争执。
据张国焘回忆： 会议开始时，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说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成分复杂，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中大的问题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外，实无别的办法。米夫也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这种看法。张国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将阶级斗争在中大内广泛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做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原因： 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少、懂俄文的学生少、翻译人才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少，因而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组织由苏联同志负责，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多半是会讲俄语，或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政治路线的。而对于不同意见的学生和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工人学生却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意见；第三，中国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有关，经过教育是能够纠正的；第四，支部局未注意到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实施领导和教育，又笼统地偏重斗争，因此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张国焘的发言令米夫等人颇为不快。这次会议未能作出结论，众人便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这次，米夫没有出席，却派来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秦邦宪指责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常斗争的发展。张国焘立即给予回击，他声明： 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他个人的问题。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但张国焘与米夫等人的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
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内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借机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
王明一伙经常在中大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尤其是团长瞿秋白。他们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给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诽谤。
是年夏，中山大学暑假将至，王明教条宗派为了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于是向米夫建议： 借期末例行的学年总结之机，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又提议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公开批判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对于米夫、王明宗派的阴谋是有所觉察的。当时，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态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绝出席大会，而让张国焘出席，并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芬可夫斯基在大会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图，猛烈攻击中共代表团和广大学生。他以“老子党”的口吻，声称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