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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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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二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己。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上面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现在谈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一、理论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二、知识面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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