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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他的作品。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
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
作者的自尊心，侥幸遇见了一位好心的编辑，萧乾先生，怕冷淡一个年轻作
者的热诚，请许多前辈出来说话，让《日出》也占一点阳光。更幸运地有这
些先进，肯为着这本疏陋不堪的作品，耗费他们的精神，这已经够使一个年
轻人感动的了。读了这些批评文章，使我惊异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
与诚挚。除了我一两位最好的友人，给我无限的鼓励和兄弟般偏爱之外，我
知道，每篇文章几乎同样地燃烧着一副体贴的心肠。字里行间，我觉出他们
执笔的时候，是怎样担心一个字下重了，一句话说狠了，会刺痛一个年轻人
的情感，又怕过分纵容，会忽略应给与作者的指示。这是一座用同情和公正
搭成的桥梁，作者不由得伸出一双手，接收通过来的教导。我感谢前面给与
我教益的孟实先生，我也感谢茅盾，圣陶，沈从文，黎烈文，荒煤，李蕤，
谢迪克不，李广田，李影心，杨刚，陈蓝，王朔先生们。他们有的意存鼓励，
有的好心指正，都给我无限的兴奋与愉快。
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原载《日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
10月版）
不
知因为是将序幕和尾声删去了的缘故呢还是怎么着，就这回在东京的演出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
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觉到的，足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的一个
极好的讥嘲。
关于“蜕变”二字
生物界里有一种新陈代谢的现象：多少昆虫（听说有些爬行的多足动物
也是如此），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硬狠狠地把昔日的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
新嫩的生命才逐渐长成。这种现象我们姑且为它社撰一个名词，叫做“蜕变”。
“蜕变”中的生物究竟感觉如何虽不可知，但也不难想象。当着春天来
临，一种潜伏的泼刺刺的生命力开始蕴化在它体内的时候，它或者会觉到一
种巨大的变动将到以前的不宁之感。这个预感该使它快乐而痛苦，因为它不
只要生新体，却又要蜕掉那层相依已久的旧壳。“自然”这样派定下那不可
避免的铁律：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
的阶段。我们更欢喜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
育化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这一段用血汗写成的历史里有无数悲壮
惨痛的事实，深刻道出我们民族战士在各方面奋斗的艰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烂
阶层日暮途穷的哀鸣。这是一段需要“忍耐”但更需要“忍心”的艰苦而光
荣的革命斗争。我们对新的生命应无限量地拿出勇敢来护持，培植；对那旧
的恶的，应毫不吝情，绝无顾忌地加以指责，怒骂，搐击，以至不惜运用各
种势力来压禁，直到这帮人，这种有毒的意识“死”净了为止。
这本戏固然谈的是行政问题，但这种高深的专门学问决非如此窳陋的作
品能在三点钟的演出时间内谈得透彻明了。戏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民族在抗战
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
（原载《蜕变》，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年
1月版）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我写过几本戏，常有人在演，自己觉得内容大致是“进步”的。便放了
心，以为尽了责任，就很少用心去检查这些作品对于群众发生的影响，哪些
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些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约是店
员、职员、学生、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民吧？我不曾严肃地想
过。我只是辛辛苦苦地写，只是凭我个人的是非之感，在我熟习的狭小圈子
里，挑选人物，构成故事，运用一些戏剧技巧来表达我的模糊而大有问题的
思想。我曾经用心检查过自己的思想么？发现个人的思想对群众有害的时
候，我是否立刻决心改正，毫不询私，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诚诚恳恳做一
个真为人民利益写作的作家呢？不，我没有这样做。现在，我看出我很含糊，
在沉默之间把严重的过失轻轻放过。虽然我不肯甲动听的言辞为自己护短，
可是过去每当读到了正确的、充满了善意的批评之后，我无话可说，我沉默，
说明批评是对的，我很信服；但是我还是我，我没有拿出勇气改正创作的道
路，沉默有时是躲避真理的方法。我仿佛有一个自命“进步”的盾牌，时常
自以为很能接受批评，而实际上觉得错误不大，慢慢地改吧。
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么？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这是不尽然
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当时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
不甚了解；我以个人的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
这充分显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没有历史唯
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
谓的“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的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但
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会扩大蔓衍到看过这个
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可痛心的就在此。
我对于旧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疾的。爱憎之心虽然强烈，却从不能客观
地分析社会的现象，把罪恶的根源追究个明白，我不惯于在思想上做功夫，
我写戏很用心，而追求思想的意义就不恳切。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
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
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
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
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雷雨》中的周朴
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
他压迫的人们。当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致不差”的。但在写作中，我把
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
入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
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
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
级的必然的毁灭。
其他如《日出》里面，写的是半殖民地社会，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
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
该被推翻的。这也是一个“大致不差”的道理。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
我没有挖掘。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
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
案，模糊地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
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
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实际上，在一九三五年，
我写《日出》的时候，人民的力量在延安已经壮大起来，在反动区的城市里，
工人群众已经有相当有力的革命组织。反帝的怒潮遍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
民族的解放。在文艺运动上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我在当时，却和
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我在《日出》里泛泛地写着城市的罪恶，甚至指不出
这些罪恶是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什么理由使我如此呢？是我那些“大致
不差”的道理，是产生那些模糊的思想的阶级环境和我个人的落后意识。
一个作家若是与实际斗争脱了节，那么，不管他怎样自命进步，努力写
作，他一定写不出生活的真实，也自然不能对人民有大的贡献；同样，一个
作家如若不先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不能用正确的眼光分析生活，不能从自
己的思想掘出病根，加以改造，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狭小的天地中，永远见
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