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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所写的妇女地位问题并不发生直接关系，然而却使剧本丰满了、深刻了。
剧本的复杂性、深刻性并不在于人物多，场面大，不在于豪言壮语，或
故事的曲折奇特，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了解。你究竟看到多少，
懂了多少。写东西不流于表面，不仅仅让人们当时看得有趣，应该迫使人们
看后不得不思索。《娜拉》之所以是世界名著，直到今日还有生命力，就因
为易卜生写得深刻、写得真实，剧中最后一段，娜拉和她丈夫有长时间的对
话，十分精彩。让你不知不觉地跟着它走。那也可以说是一种说理性的东西，
但他是借着人物流露出来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写妇女解放的剧本不少，
实际上能够存在下来的，让我们忘记不了的，还是易卜生的《娜拉》。现在
挪威还在演出。因此说，写社会问题也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人们看
的不仅仅是那个问题，问题也许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些人物还是活灵活现，
让你想着。我们的一些剧本，现在很需要，很受欢迎，但要看得远一些。
易卜生（1828—1906）年轻时写过许多历史剧，他写《娜拉》（1879）
时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已写过两部伟大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波尔·金
特》（1867），歌颂“人的精神反叛”。《娜拉》演出后，轰动挪威和整个
欧洲，一位妇女解放运动者十分热情地找到易卜生，请他解释《娜拉》的主
题与思想，易卜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夫人，我写的是诗。”
易卜生的这个答复是有道理的。我想，他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社会问
题（如“妇女解放”），来箍住他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生的深沉的理解。
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写社会问题剧，也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哲
理有一定的认识。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点，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问题剧要注意提我们的“戏
剧天地”绝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剧。题材要广泛，这是党早就号召的，也是
人民的需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呢？我们写东西不光要有益于社会
主义，还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人类。最近我看了《文艺报》上孙犁同志的
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好，也十分透。他勇敢地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这
是很大胆的。我由此想到，我们写“人性”写得太不深了，甚至有人至今还
不敢碰。每个人物都是有性格的，就看你怎样写，敢不敢写，会不会写好。
现在有的人好像头上带了紧箍，不管谁一念紧箍咒，他的头就痛。这不好。
不在于人家限制你，而是自己限制自己。这也是有来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束缚和几十年的极左压力，使得许多人谨小慎微，不能畅所欲“写”。畅
所欲写，并不就是写黑暗，一味写黑暗是不利于祖国的。我是说，要写那些
叫人揪心的，使人不能忘却的人物，写他们的情操、信念。这样的人物是能
代表社会的一部分真实的。不这样，就下会有生命力，就保留不下去。一个
作家进行创作，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
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
预定的观念，也不管自己懂不懂，消化没消化，就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形象，
让那些形象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是不会真实的，甚至
是假的。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
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生活中来的。我常常想，
一个作家，应该也是一个思想家。无论看到什么，都要想想，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听到一件事，就轻易下结论，不要头脑发热。过去说带着问题下去，这
是可以的，是一种方法；但是一个作家要广泛了解真正的生活。不要太急于
动笔，有人下笔千言，那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够了。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
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问题箍住的。《红楼梦》把整个社会都反映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这些伟大作品，都反映得很深刻、很厚实。
文学反映生活，不是那么狭窄的，也不应该是浮浅的。在人物身上应当能体
现出时代的精神。这样才可能有思想性。现在一般认为，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有思想性了，我想这是个误解。把思想性简单地理解为某一个问题的是非
观。其实绝不止此。暴露与歌颂也不能代表思想性。思想性来自于作者对生
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思索。有这样思想性的作品，才能真正叫人思、叫人
想。但是，它不是顺着作家规定或圈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地思
索，去思索你所描写的生活、人物，也思索整个社会、人生和未来，我们应
该努力要求自己，在创作上不要走一条轻巧而容易的道路，要写自己的精神
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感情充沛的东西。艺术上要
十分考究。我并不是说一写出来就要名垂千古，我不过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
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得更深、更广些。
不要浅尝辄止。有一阵子写科学文艺很热门。徐迟同志的《哥德巴赫猜
想》是一篇非常好的作品，从那开始，接着出现许多这类很好的作品。但这
种科学文艺现在又不够多了。有一阵子写中日友好，有《泪血樱花》、《玉
色蝴蝶》。又有一阵子写台湾回归大陆的问题，就有《彩云归》、《归帆》。。
这些东西都应该写，也需要写，也能写出好作品。但是，我希望有经久不灭
的火，而不是一阵风。艺术的火焰经久不灭地燃烧着，这才是伟大的著作。
人们永远看到它的光辉，从中能了解到做人的道理。
对生活的观察不要有框框，视野要广阔，要深厚。这不是说工厂、农村、
学校都要同时去了解，这也不大可能。能在某一方面了解的深，了解的透，
有了真正的感受，有了非写不可的感情，就好。再有，就是艺术技巧问题。
我认为技巧是不难学的，只要天天写，多读书，日久天长，就会写好。写新
的，也可以写老的；写目前需要的，也可以写永久需要的，主要是敢于写生
活的真实，不要看出人工的雕琢。我的戏就有雕琢气，只有少数一两个较好
一点。要在极不雕琢中，写出了不起的人物，写出人物的性格。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说得好，“唯陈言之务去”。古人就懂得这个道
理。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新的东西，更多的好东西。
文艺的道路是那么宽广，创造人物是那么有趣，那么动人。只要我们肯
下苦功夫，那真是乐在其中呵！
（原载《剧本》1980年
7月号）
《〈茶馆〉的舞台艺术》序言
老舍先生是杰出的小说家，依我看，他也是杰出的戏剧家。他独创一格。
他的戏充满着对劳动人民深切的情感，和浓厚的北京的乡土气息。
他的剧作《龙须沟》与《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中的经典，他的贡献是不
可磨灭的。
老舍先生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很深，感情也很深。对每一次剧院
向他索取剧本的请求，他都欣然允诺，不久便会把北京人艺的同志找去，听
他诵读他的新作。艺术家们热爱他，敬佩他，应当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
生命，一部分是由老舍先生的心血灌溉的。
《茶馆》是老舍先生
1957年写成的。我记得读到《茶馆》的第一幕时，
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
作品时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
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
象。这四十来分钟的戏，也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
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以后的每一幕，也都画出了时代的风貌。
《茶馆》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在那种年代，坏人嚣张，好人只有死
路。而那些想拯救中国，又终无前途的人，他们的悲剧是没有看到真理的悲
哀，这都显示了老舍先生剧作深刻的革命性。
《茶馆》的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付出了值得骄傲的劳动。
导演焦菊隐、夏淳，他们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竭尽心力。焦菊隐先生
的导演功夫有如一位卓越的书法家，笔力透纸背。
舞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