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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最近，话剧舞台非常活跃，人民所熟悉所关心的问题在戏剧里公开提出
来了。《报春花》艺术化、形象化、典型化地把问题反映出来，因此无论在
哪个城市哪个剧场演出都有同样好的效果。我有幸昨天看了戏，剧场反应真
强烈，每场落幕观众都热烈鼓掌，这不光是欢迎，而是他们高兴得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的表示。
《报春花》反映的问题很有意义，所有辽艺的干部、演员都尽量使这个
戏的主题用艺术表现出来，用动人的艺术化形式表现出来，我打心眼里感到
戏确实很好，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
这个戏不只歌颂了老干部李键，还写了干部思想僵化问题，接触了阶级
斗争问题，这正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戏里白洁痛苦地拒绝吴晓峰的爱
情，晓峰不解，需要有个清楚的答案，白洁回答他：“答案，你到这些年流
行的阶级斗争学说里去找吧！”这句话很可玩味。
总之，这个戏人物形象清楚，很有性格，结构紧凑，对话也很漂亮，引
起人们深思。今天文艺界的同志来了，人才济济，请大家就像这个戏的作者
那样把话勇敢他讲出来。
附记：在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曹禺同志是戏剧组的
辅导老师，崔德志同志听他讲课，受到过许多教益。这次曹禺同志见到崔德
志同志，既高兴又感慨，他说：“从《刘莲英》之后，相隔二十年才出来一
个《报春花》，‘四人帮，把我们的时间都耽误了。你比我年轻二十年，要
抓紧再写几个好戏。”曹禺同志看到李默然同志时，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
笑着说：“演得好，比邓大人还好！”（指《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金
山同志得知崔德志同志的年龄后，高兴地说：“你才五十二，壮年壮年，多
为人民写几个好剧本吧！”
编者注：此文摘自辽宁日报记者吴秀琴写的《著名戏剧家曹禺和金山谈〈报春花〉》。标题为
编者另加。
（原载《辽宁日报》1979年
10月
19日）
戏剧创作漫谈
有些问题，我常常在想。近来，觉得有些话想说一说。作为一个写剧本
的人，我要说的当然还是写作的问题。
我感到三年来创作有极大进步。小说、诗歌、戏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有很多好戏，朝气蓬勃，充满新鲜感。大家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戏剧创作中有一类戏，有人把它叫作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不
必讳言，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就根据问题写了很多戏。有
的剧本写青年犯罪间题，有的剧本写血统论影响问题，有的剧本写特权与法
制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剧，是作家集中了群众的感受，显然，也包括作家自
己的感受，多方构思而成的。这样的剧本，一方面揭露了阴暗面，一方面告
诉群众，我们有决心、有办法消除这些阴暗面。这些戏的结尾，往往也都把
矛盾解决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戏中描写的那样曲折有致，那样
有力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了呢？也许不一定。但无论如何，这种戏对社会的作
用是好的。戏剧创作的进步性就在于此，敢于触及时弊，揭露较尖锐的社会
矛盾，创作思想确实是解放了。应该说，这是人民在推动剧作家去这样写，
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上的问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与
信心。
这些作者都是作常热忱的，用各种办法表现他们的爱与憎。他们希望解
决问题的心情是急迫的，这种心情很可贵。
这类戏好处还有很多，暂且不说了。我看，写社会问题剧不是今天的发
明创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样的戏很早就有，一直就有。这里有一个写
得深不深的问题。好的社会问题剧应该植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
问题之中。现在有的戏仅仅写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便是一切，剧中人物根据
问题而产生。人物有的站在问题的这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那一面，有的站
在问题的中间。于是出现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当然这种问题
剧是人民需要的。我们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写东西，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
该写得更丰富。其中还包括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如果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
问题，而忘了或忽略了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笔下就只有问
题的代表人物，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没有那种活生生的、一点不造作的
人，那种“代表人物”是不会被人们记住的。
这里有一个写作时的出发点。不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急于写。急了就可能
粗，可能浅。把生活摸透了，自己有了深刻的感受、认识，心中有了人物，
然后再考虑如何写。这样就会写得比较活，比较动人，比较扎实。现在的一
些作品常常是对坏的加以夸张，对好的也加以夸张。夸张是必要的，是一种
技巧，但是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特定的环境，就不成了。我感觉到有些戏的环
境就是一个“舞台”，一群人在“舞台”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是
在“舞台”上发生的。说到极端的话，这样的戏写不好时，就是逻辑思维的
图解。这样的戏写好了，是感动人的，人们是要鼓掌叫好的，但就在那种时
候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了剧场后，人们还想不想呢？第二天醒来，
人们还想不想呢？大家还想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吗？我是不大想的。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对解决问题的渴望，都
在戏里得到满足了。如果还有点不满足，那就是几年之后，人们还能从中得
到启发，教益，还会感动吗？
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常感到
有些人物是捏出来的，也就是按作者的意愿与需要捏出来。当然，人物都是
作者创造出来的。我所谓的捏出来，就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有时太过分
地强调他的“正面”，有时又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
妙的。
过去，有人往往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把敢于提出问题
的作品和作者否定了。今天，这个局面过去了。我们的党提出思想解放，出
现了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剧。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不能满足，要提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画皮》，讽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
用今天的话说，也是提出了社会问题，是写得很巧妙的。虽然短小，但根深。
这种尖锐、强烈的表现方法，值得我们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写一个《画
皮》，或者不叫《画皮》，叫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写得看不出《画皮》的
痕迹，也不大行。其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深刻
的创造性。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粗
有细。
现在的创作，可以说是勇敢的，热情的，也有一定的人物形象。但从一
个更高的尺度来看，就不够了。为什么要写得那样符合问题的要求呢？为什
么除了问题之外不叫人再想想别的呢？比如说，写特权与法制这类问题的许
多剧本吧，在这个问题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思索余地，应当使人有种恋恋不
舍的“后劲”。不要过于直白，不要一览无余。人们看完戏，应当感到戏中
的人非常像自己身边的或自己所看到的“那一个”。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剧是
有这种弱点的，就是虽然说了群众的心里话，但并不是完全为群众所信服。
当然，现在公式化、概念化是少了，每个作者都有出奇制胜的地方。但
是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得太窄，只看到“这一点”，而忘了四周的生活，
所以作品不饱满。可以看看易卜生的《娜拉》。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
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
意义的。这个戏中就有那种乍一看与娜拉的出走关系并不紧密的人物，比如
娜拉一家的朋友，那个医生，要删掉他也是可以的。还有娜拉过去的女朋友，
她来看娜拉，如果硬要删去，戏也能进行下去。但是易卜生却把医生的性格
与丈夫的性格对比，娜拉与她的女朋友也有明显的性格对比。这两个人物与
剧本所写的妇女地位问题并不发生直接关系，然而却使剧本丰满了、深刻了。
剧本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