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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后来，我还改编过一个剧本，叫《财狂》，是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
改编的，那是一九三五年，为了适应中国观众，把剧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国的
姓名，为了演出，把剧情也加以删改，更加集中。我当时扮演的角色是韩伯
康（阿巴贡）。无论是参加演出，还是改编剧本，这对我搞剧本创作都是一
种锻炼，都是有益处的。
三
在创作《雷雨》之前，我只是间接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我
根本不想研究理论的东西，也没有注意其他哲学思想之类的问题。最早，读
过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他的文章也不甚懂得，我只知道劳动者
是好的，靠劳动吃饭是好的，也知道马克思，但是怎样才叫无产阶级、无产
阶级革命，实在不明白。记得上学时，曾经读过《资本论》，拿起来读第一
页，读不懂就放下了。但那时对眼前的社会印象是太深刻了，非常厌恶那个
社会。觉得那个社会是下会长久的。我有着许多痛苦、许多苦闷，也不知怎
么会有那么多的难以言传的激愤。记得我父亲对我说：“你整天皱着眉，成
天搞些什么名堂，你哪里有这么多苦恼，你这样一个小孩子！”我也说不出
来，我讲多了，他们也不明白。有一阵子不大爱玩，也不爱说话，我就是对
整个社会不满意，跟他们说也没有用处，有时我和父亲说起这些事，就谈崩
了。我父亲有一套固执的思想，他说：“你不要老想改造这个社会。”他也
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好的。但是他只劝我说：“凭着你的良心去做事。”可是，
我觉得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亲自听过的、看过的，亲自经历的那
么多令人愤懑的坏人坏事，都使我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我写《雷雨》
时，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我心中有的是愤恨和不平，
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正义感和是非感吧！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一点生活的道理。人究竟
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
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产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
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我
终于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我不像有的作家能够早些有机会，接近一些人，
获得一种信仰，信奉一种思想。所以，在我的青年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
觉。我的那些正义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读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书，
读鲁迅的作品，读郭沫若的作品，使我受到教育，觉得要写作就要像他们那
样，做点好事。但怎么叫好事，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我大概就是属
于那种追求进步、追求正义而并不明白“进步”、“正义”的内容究竟是什
么的知识分子！
共产党人，我也接触过的。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和我同年级的一位同学，
他叫管亚强。我们俩住同屋，当时，他就是
C。Y。，搞地下工作。我看他每天
都很忙，闹罢课，外出活动。但是，我们很少谈思想问题。偶尔，他也说：
“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恐怕当学生，他也是为了隐蔽身份。我记得
学校开大会，他就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张伯苓，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
自然，最影响我的人是一个南开中学同学，四川人，叫郭中鉴，个子不高，
瘦瘦的，黑黑的，功课品行，全班第一，我们举他当班长。他沉默寡言，说
话行事，非常中肯。听说，一天，他忽然在校外被特务抓起来了，从此再也
见不着他，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说，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军阀的牢狱里，他
始终不屈，在法庭上，他奔上前愤怒地把手铐向法官击去！在一九二七年北
伐时被军阀枪毙了。他使我永远记住，现在还是忘不了他那沉默中的英气。
还有，一九三六年，我到南京国立剧校工作，认识了张道藩的一位秘书，就
是杨帆同志。他常跟我说，现在常谈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
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还说“你现在写东西不
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我还记得，他在操场上为我一个人低低
唱首歌，问我“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他告诉我，“这就是
《国际歌》。”那时，在南京白色恐怖比较厉害，他常到我家来，骂张道藩，
据说他是个地下党员。这些人对我都是有影响的。
我没有参加过“左联”。“左联”最活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读书。像
蒋光慈，胡也频这些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作家，那些左翼作家写的作品，我
也读过一些，有革命热情，写得很动人。但使我感佩、给我印象很深的，还
是徐特立同志。两次见到他，都是听他讲演，一九三七年在长沙，几千人听
他讲话，他讲的是抗日的大道理。我从来不愿去找什么人，我却在一大清早
特意跑到徐特立的住处去访问，不巧，他早已外出了，看见他的一个小卫兵，
小家伙只有十四五岁，我们谈起来，他说他为徐老打水洗脸，搞点杂务，他
说徐老对他很好，还教他识字，他们俩睡在一张床上，他非常爱徐老。这给
我印象深刻极了，共产党是真正讲平等的。至今我还记得这个小卫兵的面庞。
在《蜕变》里，我写梁专员的那个卫兵就是纪念他的，我还给他起了名字叫
朱强林。我记得我曾找剧专校长余上沅说，能不能把徐特立先生请到学校来
讲一讲。他说，好啊，好啊！后来，经过了多方面的努力，总算把徐特立同
志请去作了讲演。这时，我还接触了许多朋友，像张天翼同志等。从抗战开
始，我同共产党人接触越来越多了，一九三八年，在重庆见到周总理，谈得
就更深了，总理是十分直率的，他给我多年的教育和帮助是我终生难忘的。
为什么我不去参加国民党呢？蒋介百国民党那套腐败残暴的行为，我看
不下去，我非常反感。我在《蜕变》里就是写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但是，写
得范围狭窄了。国民党不是不拉我，一九三八年，到重庆，顾毓琇就跑到我
家里来，他当时是教育部次长，他是以清华同学、也是以剧作家的身份和我
交往的。他进门后，闲谈半天，临行，走到门口，他忽然掏出来一份国民党
表格，我说：“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是没有料想到的，太突然了，我变得
严肃起来。他只好笑着说：“留你看看嘛：”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校长余上沅
家吃饭，桌上有人曾问我：“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我说：“你怎么
知道我喜欢共产党？”我并不是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理想，我爱国，我希望人
民能过好生活，希望国家富强；我对黑暗的反动的东西，对坏事情深恶痛绝，
至于中国社会究竟会变成个什么样子？我也想得不具体。有时，我也想读点
马列的书，读了一些小册子，我记得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读
起来很费劲，当时苦于找不到人给辅导讲解。
我的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是一九四七年初从美国回来以后。这时由于和
党的联系更多了，对党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是更加坚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
是要靠共产党了。在美国访问期间，我对美国那种资产阶级民主文明感到不
是那么回事情，那种社会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国民党驻美大使，还有领事那
些官僚作风确实是讨厌之极。闻一多先生之死，更使我内心痛苦。我想念自
己的祖国，我回来了，我觉得国民党是彻底腐烂了。不是我个人如何如何，
早些年党已在不断耐心教育我，觉得我还要求进步，是个进步人士吧，所以
帮助我、指导我。在离开上海到解放区的前夕，我到一个戏剧界老朋友的家
里谈了整整一个夜晚，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话。我说：“人活着是很不容易
的事，活着就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离开上海，形势就要变化
了，将来是大有可为的。”我同一位熟识的京戏演员谈话就讲得更清楚了。
我劝她“不要离开上海到什么地方去”，我说“那是死路一条啊！”“你是
个穷苦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共产党对你会欢迎的。”当时，上海谣言很多，
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呵，搞得人们挺害怕。我劝她不要相信这些谣言，
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胡说。她留在上海，在解放军正打上海、炮火连天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