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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这是多么伟大的框框，多么辽阔的天地，多么宽广的海洋！这里可以
供作者们飞翔遨游，尽情地发挥全部的才能。根据这个原则，周总理对领导
者说，领导文艺，“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
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来。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
都说成是修正主义。”周总理强调“一定要区分清楚”，这确实十分重要。
衡量什么是毒草，什么是修正主义，早有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在。但是对
于具体的作品，这把尺子常常不那么容易掌握。我觉得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
宁可交给群众去评判。群众比我们高明，比我们更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其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编辑问题。编辑是作品和读者见面的介绍人，是作品问世的第一
个关口，因此编辑是党的文艺方针的具体执行者。编辑的工作是繁重的，千
万本稿件从他们眼下经过，得一字一字地读，而且需要怀着善意的、同情的
态度来读，从沙里淘出金子来。当然有时也必须剔掉毒草和无法加工的沙石。
编辑的责任不仅仅是修改字句和辞藻，更主要的是发现才能，有时是不成熟
的才能；不仅发现，而且需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提出具体而又不妨碍作品
的特色的好主意。（不高明的编辑把一个作品帮得无所适从，终于帮死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好的编辑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他善于发现人才，发
现好的苗子，他应该是作家的知音者。梁朝的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
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常有”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的文艺是多么需要伯乐呀！这样的好编辑如果出
现几十个，那不但有助于大量创作人才的涌现。甚至于能影响一代的文风。
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是多么大的贡献啊！因此我主张要把编辑这样的无名英
雄介绍给读者群众，使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受到大家的认识，受到尊重，也使
编辑们更感觉自己责任的重大。
再一个问题便是我们需要杰出的批评家，需要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来指导
我们的文艺。好的编辑和好的批评家相结合，那么作家们就如鱼得水了。
作品问世以后，需要鼓励，指出其优点；也需要中肯的批评，指出其缺
点。不仅指出，而且要有说服力，使作者心服口服地跟着他所指出的方向前
进，同时也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批评家的作用不是领导者能代替的。
我们目前还不大善于培养好的批评家，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重视。我也希
望批评家们更解放思想，敢于说话，敢于推荐新的作家、作品。
文艺批评也要民主。人家不赞成你的意见，要允许批评“批评”，要欢
迎不同的意见，要鼓励更多的人来参加评论。批评中也要“百家争鸣”，争
鸣才能生产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才能促
进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创作。
写批评文章不要概念化，评论本身也应该是优美的文章。作家的作品要
有感染力，批评家的文章也应该有感染力。以上是我作为一个作者对批评家
们的期望。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是非常深刻的，它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它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我现在只能就一两点谈谈我的体会，今后我还将不断地学习它，并以之指导
我自己的写作。
（原载《剧本》1979年
2月号）
多写、多写、再多写
——与青年电影剧作者的谈话
前两天我跟一个华侨医生谈话，他正在病中，对我说：“我一生在祖国
住了很久，回想一生中缺点不少，弱点也不少，但是经验优点也不少。现在
想把过去失掉的时间补回来，用我今天的经验、教训，重活一遍，但是身体
不行了，老了，我要是三十岁多好啊！”我对他说：“我不要求现在是三十
岁，只求现在是五十岁，那该很好！”
各位同志都是三十岁左右，这是最好的年华。
我后悔这一生写得太少，应该多写、多写、再多写。
一般中外能称得起是个作家的，都写得很多。一问人家写过多少作品，
都回答写过几十部或者更多。我的朋友，一位作家同志在日本访问时，遇见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小说家，他问这位作家写过多少部小说，这位日本朋友说：
“说起来惭愧，只有一百多部。”
当然，有的作家只写了一两部，便是能传后世的作品。曹雪芹仅写了一
部《红楼梦》，那是多么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曹雪芹，像曹雪
芹这样的天才大约多少世纪才有一个的。
多写，质量就会慢慢提高。除非是那种多写是为了混饭吃的人，什么都
写，头脑没有“质量”这个观念。
我回头想想自己这一生写得太少、太少，而且方面太窄，只写话剧。
我另一种后悔就是，我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太少、太少，和知识分子在一
起太多，和旧社会的“牛鬼蛇神”在一起太多。
我这次住在医院里，散步时看见许多花草都说不出名字来。有一些住院
的老革命（有一位是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同志），他们却能说出来。而且还
告诉我，哪一种草是他们在战争年代吃过的，哪种树叶在荒年时怎样泡制一
下是最好吃的。他们谈起他们一生种种经历，兴高采烈。这些老革命们对我
说：“你呀，你呀！你今天才算到人民群众中来了！”
同志们请记住，要多学多问，不懂，千万别装懂。
这一生我领会出一两个道理：言不由衷的话，不要写。做到这一点并不
容易，“四人帮”横行时，有人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在文艺作品里写言
不由衷的话，自己都不信，怎么能感动读者呢？不熟悉的生活，不要去写。
这个道理，毋须解释，是再明显不过的。熟悉的生活，但是在你没有从中找
出你相信的道理来，并且是真正想通了的时候，也不要去写。
我说这些，仿佛是给你们讲了许多清规戒律，但这些确实是我过去努力
想做到的。
有的同志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我说我不写。第一，我没什么可回忆
的；第二，一个人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是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我现在
还想创作，还不甘心开始写回忆录。我愿随诸公之后还写点东西。
整个中国有理想，整个党有理想，整个人民有理想，我相信大家能写出
好作品，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党和中国。
（本文是作者在
1979年
6月
7日老作家、艺术家与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应届毕业生会见会上的
讲话。）
（原载《电影艺术》1979年第
4期）
思想要解放创作得繁荣
我们伟大的党要大有作为，我们伟大的人民要大有作为，我们广大文艺
工作者也要大有作为，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起来，这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要真正大有作为，也非容易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我想，
最大的困难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包括领导、创作人员和整个的文艺队伍。
我们中国有九亿人口，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尤其我们这一代，
又受到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为什么现在出一些好的，像样子的东西竟那么难，
让人民望眼欲穿地等待？是我们笨吗？是我们无能吗？我是不相信的。我认
为是因为我们的手还被绢索捆着，头脑上还带着紧箍咒。说穿了，还是心有
余悸。虽然“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但是恶梦还缠在头脑里。写作的时候，
常常有顾虑，怕领导通不过，怕受到批评指责，有时甚至会感到不知所措。
有一些创作人员是有勇气的，有锐气的，但是又可能碰上心有余悸的领导。
我想，创作要繁荣，就要“放”！搞创作的同志思想要解放，当领导的
同志更要思想解放。看文艺创作无非是两条标准：一条政治标准，不反党反
社会主义；一条艺术标准，艺术性比较强。我们不要限制得太严，不要规定
得太多，不要把题材的比例搞得那么死。要多想想人民群众，要想方设法使
人民群众满意，这才是我们应当用心来做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群众是最讲情理的，是最好的评论家。一个戏，一个作品，
好与坏，群众心里最有数，他们欢迎不欢迎就是对我们的批评或赞扬。我们
应当重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