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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因为更关心在斗争中的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格外
地关心反映日本人民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日本的进步电影、小说、报道、
戏剧、诗歌，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民了解当今日本人民的生活桥梁。日本人
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英勇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经常谈起的巨大事件，这
样勇敢、诚实、富有智慧的人民是永远不会被枪炮和原子弹所吓倒的。
《明朗的天》是在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和蒋帮的反动统治者之后写
出的。它描写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如何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枷锁中挣脱出
来，如何开始觉醒，和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爱国的，富有革
命人道主义心肠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著名的新协剧团演出这个戏对于作者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相信这个演出将会十分精采，得到日本观众的同情和
拥护。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必然会使我们两大民族的关系日趋密切，我们的
文艺是永远为真理而斗争的文艺，是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文艺。它必
然有助于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事业，它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力量。
热诚地祝新协剧团为和平民主的戏剧事业有更大的贡献。热诚地祝进步
的日本文艺界为日本人民幸福的生活的英勇斗争有更光辉灿烂的成就。
（原载《戏剧报》1955年
12月号）
《雷雨》英译本序
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怕谈自己的作品，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尤其是谈二
十几年前写的东西，这对于我简直是苦难。曾经应一个杂志的委托，写了关
于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这类问题的文章，结果被委婉地退给我了。他们对我
说：“你写的关于自己作品的批评远不及别人的深刻。”因此，断了这个念
头，再也不想写这种徒劳无功的文章了。
然而我还是得写两句，因为出版者热情地要我为《雷雨》的英译本写一
篇序。他说：“这样可以使读者们更亲切地明了这个剧本。”这位好心的出
版者确实给了我一些自信心，但是我仍怀疑读剧本之前有什么介绍的必要。
肖伯纳的序写得是非常精采的，但是我总是先读他的剧本，而后才看他的序。
我们的心灵首先是被好的戏所吸引的。
《雷雨》这个剧本是否值得看呢？仿佛一个写序的人应该列举一些优
点，来吸引读者翻读下去。但我又举不出什么可以使我自己满意的地方。关
于这个戏在中国演出的情况，仅有一点可以提的。它的演出场数比较多，可
以说是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剧本之一。
卖瓜的不说瓜苦，但是我卖的瓜仅仅有这一点“甜”而已。
这个戏原是我在二十三年前写的，它的生命还能留到现在，这是我意想
不到的事情。二十年前看过这个戏的朋友又看了今天的演出以后，他告诉我：
“这次看《雷雨》，使我忽然感觉我们过去所生活的社会原来是那样黑暗。
当初我看它的时候，分明觉得那里面所描写的生活对我是很熟悉、很平常的。
但是今天，我却觉得这段生活离我们那样远，真是隔世了。”
《雷雨》是一个描写当时现实的剧本。如今，苦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个戏仅存留下它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上便不由得
浮起一种快乐、兴奋的感情，因为我写《雷雨》的时候最深切的愿望，今天
已经实现了。
这个戏太长了，曾多次想删改一下。大约是因为已经演了这么多年的缘
故吧，每想删改便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因此就搁下了。但如果在国外有人
愿意上演这个戏，我想为国外的观众着想，剧本的缩减更是必要的。这项工
作就只好留给那些愿意演出它的朋友们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
（《雷雨》英译本，外文出版社
1958年
1月版）
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
亲爱的阿·柯索夫同志：
读了您的信，十分快慰。很感谢您和您的演员们与艺术家们费了很大精
神来研究并且准备上演中国剧本《雷雨》。我和我们剧院的同志们都认为这
是中苏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具体表现。我个人尤其感到荣幸。
请允许我答复您提的问题。
我同意您前四个问题的答案。关于这个戏的含义，这个戏发生的时代，
以及鲁大海代表的时代精神，我以为您的解释都是对的。
只有第五个问题，我略有不同的看法：
周朴园是由封建家族（大地主）的子弟转化为成功的资本家的。他非常
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他们的社会也认为他是“仁厚”、“正直”
的榜样。他根本不可能猜想他的长子与其后妻有暧昧关系。因为，他那样相
信自己的道德和尊严。表面上看他的家庭尽管像死水一样，但在他心目中这
摊死水决不会腐臭。他以为别的资本家家庭会有这样的事，他的家庭不会发
生这样的事。他从没这样想过，他并没有故意“孤立”他的妻子，但他自从
把这位聪明、美丽却有些“叛逆性”的小姐（繁漪）娶过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这个妻子不是他所企望的那样百依百顺的旧式瓶花。他失望了，对她冷淡
起来。繁漪总是有形无形地和他的思想、习惯与为人的方法有抵触的。这是
“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的女性，任性，傲慢，完全活在爱的
情感当中，而这个“爱”是在比她岁数大得多的周朴园的身上得不到的。繁
漪不大和一般当时的阔太太小姐们往来，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这一
点也是周朴园认为乖张的。周朴园并不是故意使周围的人觉得她“不正常”
或者“疯狂”。而他确实从心里觉得她是如此。周朴园是一个当时社会上所
谓最正直的上层人物，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内心中是这样可怕的、伪善
的。
姑且写了上面的话，但我不敢说是对的。请您留作参考吧。
《雷雨》这个剧本太长，需要大大删减。这个艰巨的工作恐怕要放在导
演的身上了。
向你们剧院全体演员与舞台工作者致敬，祝你们的演出成功，并继续获
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曹禺
（原载《戏剧报》1958年第
9期）
《曹禺选集》后记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
《北京人》，都是那时留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
自己三十年代的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
许多缺陷和谬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
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
《日出》中，我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
阳光，需要阳光，向往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但是，那里是太
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
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
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
的人既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
后工人唱的《打夯歌》）。观众（读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
的金八、潘四、周朴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的周萍、曾文清、陈白
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同情，
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
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
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
葬不可。他们自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
就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
品的通病）；其所以在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
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
们认真地、批判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原�